【滑县老区革命人物集】赵紫阳的传奇人生

刘守森 胖洪影像 2020-03-19

赵紫阳

赵紫阳赵紫阳是继毛泽东主席之后，中共领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毛泽东所创立的革命体制中扶摇直上，直至成为“封疆大吏”式的省委书记;而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又从旧体制中脱颖而出，先后出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鼎力协助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把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篇章,成为当时闻名中外的政治明星。但是，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突然从政坛的巅峰上消失，淡出人们的视线，于16年之后作古。

赵紫阳从上小学起，就开始他非同凡响的人生经历：13岁就加入了共青团，由此他有了相当于“红军”的资历

赵紫阳于1919年10月17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村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里，乳名修业。父亲名赵廷宾，字良卿,除从事农耕外，兼做粮行生意。

1927年,赵修业开始在本村上私塾。1928年秋,转入桑村县立第十七小学就读。1932年6月，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人称“小共产党”,那年他才13岁。年底学校被省国民党当局査抄，遂转入县城县立第一小学（原欧阳书院），继续就读。

1933年秋,赵修业考入河南省开封省立第一初中就读，学业优异。1935年12月下旬，他参加了声援北京“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游行示威，并冒着漫天大雪与校友们一起卧轨请愿，由此，他产生了同情学生运动的特殊情结。

19岁就担任中共县委书记,21岁担任地委书记，由此他有了“三八”式地级干部的美誉,并开始结识邓小平

1936年秋,赵修业考入武昌省立高级中学。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民族进入危亡之秋,赵修业从武昌高中辍学返乡，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元宵节第二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荐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改名赵紫阳。同年9月，出任中共滑县工（县）委书记，不久兼任豫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1939年6月升任豫北地委宣传部部长,12月5日赴河北省大名县参加直南、豫北两地委干部会议，听取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的报告，开始认识邓小平。

1940年4月，晋升冀鲁豫边区二地委（1941年7月改称六地委,1942年12月改称四地委,1944年5月改称九地委,1945年10月复称四地委）书记，时年21岁。1942年12月边区精兵简政,改任四地委宣传部长,1944年11月改任四地委副书记。

当年，赴滑县、卫南、滨河等县开展民主民生、减租减息运动，使辖区内的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恢复和扩大。他撰写的长文《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引起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的注意，并在稍后听取了赵紫阳的汇报，从此，邓小平认识了赵紫阳，赵给邓留下了年轻能干的第一印象。

1945年10月，赵紫阳担任四地委书记,1946年11月支援刘邓所部发起的滑县战役，取得了歼敌1.2万人的胜利。

28岁担任了桐柏区党委副书记，由此他成了少有的“解放式”省军级干部,并开始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

1947年9月，赵紫阳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后续部队南下大别山，12月到达桐柏山区，被刘邓点将出任桐柏区（相当于省）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桐柏军区副政委。在刘邓麾下战斗工作一年又4个月，在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工作等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被誉为“土改专家”和“群运专家”。1949年3月边区撤销,改任河南省南阳地区首届地委书记。

46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由此他成了最年轻、最有希望进入中共最高层的“少壮派”人物之一

1951年5月，赵紫阳调往中共华南分局任常委兼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1953年7月升任分局副书记。1955年7月华南分局撤销，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I960年任省委常务书记。赵紫阳的才干很快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目。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曾询问赵紫阳的出生地,赵紫阳说是“河南滑县”,毛主席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滑者，水之骨也”，对赵紫阳这个“少壮派”寄于了厚望。当年初，赵紫阳升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1965年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在此期间，赵紫阳与叶剑英、陶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较早地开始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严重冲击，曾先后以战备名义被转移至韶关，羁押于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化名赵明到涟县湘中机械厂下放劳动当钳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毛泽东主席的冀望，于1971年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调回广东，任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8月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4月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调赵紫阳赴四川主政,5年治蜀，成就骄人,邓小平认定他是可信赖的治国之才

1975年10月，重新复出的邓小平提议赵紫阳担任自己的家乡四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邓小平私下叮嘱他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还乡团”。赵紫阳不负重托,他潜心研究了现代经济学,经过三年大胆果断的治理和改革，蜀中大治，仅1977、1978两年增产粮食即达100亿斤，农民生活大为改善，“要吃粮,找紫阳”的农谚在全国不胫而走。邓小平对此佳绩甚感欣慰，多次夸奖赵紫阳治蜀有方，认定赵紫阳乃治国之才，而且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因为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赵紫阳暗中保邓，没有像邓派住云南任职的贾某那样将邓同样的私下嘱咐（即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返乡团”）和盘托出来提供给造反派，使其免受了更为激烈的攻击。因此，邓小平第二次刚刚复岀后，就联合叶剑英等党内元老大力提携赵紫阳。

赵紫阳60岁就任国务院总理，成为最富发展潜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选

1977年8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78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副主席。1979年8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增选为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常务工作。9月，接替华国锋任共和国第三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支撑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架构的“邓胡赵”体制正式确立，赵紫阳时年63岁，比人称“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还小4岁，成为我国当时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7年多时间里，在赴各省、市、自治区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大胆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83年开始，连续5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制定下发了5个“一号文件”，建立并完善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极为复杂的中国农业问题通过相当简单的方法得到了解决,使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

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他得到邓小平的鼎力支持。1984年10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赵紫阳负责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初稿，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从此,我国开始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逐步导入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成份，重点推动公有制体制外的诸如私营、中外合资、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使中国国民经济从1982年起到1988年止,分别以9.1%、10.9%、15.2%、13.5%、8.8%、11.6%、11.3%的增长率高速发展,整整上了一个大台阶，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长。

这一点，即使在赵紫阳离开政治舞台后的1991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仍然给予了极高评价。同时，赵紫阳还积极地开展和平外交,对于发展中国外交关系，缓和台海局势、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协助邓小平完成了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的艰难谈判，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在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上签了字，从此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

赵紫阳治理和发展国家经济的卓越才能得到世人和邓小平本人的高度赞赏，特别是赵紫阳衷心维护邓小平的权威，随时与之沟通思想，注意在经济上批“左”，政治上防“右”，使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因此，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重担将由他去担当。

时势把赵紫阳推上中国政坛顶峰，而因一场突发事件淡出政治舞台

1982年1月16日,中国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了令国人十分惊异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

然而，代理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本人并非十分情愿。他曾公开和私下多次表示，他只是经济专家，“只是个助手人才”，他适合担任总理，也愿意继续担任总理，他甚至提出了常委轮流值班的设想,但邓小平等元老认为，此任非赵紫阳莫属。既然天降大任于斯人，他只有勇敢担当。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之后，一个紧急的任务是起草十三大报告制定下一阶段党的战略目标。

赵紫阳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邀请众多学者专家广泛论证,最终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不可逾越的特定历史阶段，这应是十三大报告立论的出发点。1987年3月21日，赵紫阳就十三大报告起草问题致信邓小平，提出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这样有可能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3月25日，邓小平仔细阅读赵紫阳的信件后,深感欣慰和振奋,当即在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

赵紫阳淡出政治舞台后，有人对十三大报告某些观点提出异议,邓小平无庸辩驳地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由于赵紫阳深恐处置风波不会得力，曾主动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由于杨尚昆的强力劝阻,遂收回成命。6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了赵紫阳的党内职务,并提请全国人大撤销其行政职务。

赵紫阳1988

1989年秋,赵紫阳从中南海搬进北京灯市口西大街富强胡同六号一个四合院居住，至2005年元月17日因病逝世，享年86岁。新华社就赵紫阳逝世发了通稿，称“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紫阳同志遗体送别”，并称赵紫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作者简介：刘守森，男,1941年生，本科文化，副研究员，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原主任。

胡耀邦：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

博雅亭6 2021-06-03

1989年1月，张扬前往湖南省委“九所”看望病中的胡耀邦。“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胡耀邦说。
张扬如今71岁了，可他34岁那年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当时我知道他们（四人帮）是非杀我不可，‘流毒全国’嘛。”他说。
3年的牢狱生活和遭受冤屈的苦闷，当年让张扬得了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曾经“体育挺好”的年轻人，经常喘不过气，体重不到40公斤，还背着“用小说从事反党活动”的罪名。
1975年被捕时，知青张扬正在湖南浏阳插队。他创作的长篇爱情小说《归来》（后改名《第二次握手》）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定性为：“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地坏。”
但张扬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一本爱情小说，歌颂了知识分子和周恩来总理。”直接被“内定”死刑的小伙子跟狱警对骂，和审问他的人据理力争，但从没敢有过“一定能活着出来”的想法。
当“典狱长”卢老头在1979年1月18日领来的3个人告诉他“你平反了”时，张扬愣了，先是哭，然后不敢相信，觉得“肯定又是个阴谋”。
直到出来以后，他才知道，是胡耀邦的亲自介入，救了他一命。

活着

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得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在调查张扬案，便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批示后两社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1979年1月9日，《中国青年报》在《青运情况》上发了内参《〈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得到批示：中央同意这样认定，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
1月1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又给胡耀邦写了报告。认真阅读后，胡耀邦在“省公安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张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句下画了一条黑杠，批注：“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6天后，不知张扬已经出狱的胡耀邦特意写信叮嘱胡德华：“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他在全国盯那么多案子，但我这个案子他竟然也能盯着，最后及时救了我，也救了《第二次握手》。”张扬说，自己一直称胡耀邦为“恩人”。
即便如此，由于《第二次握手》的社会影响太大，几个月后案子又出现反复。
当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要有胆有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很快，就有人以“张扬专案组”的名义写了一封8000字的长信，坚持说张扬是“现行反革命”，质问《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干什么”？信被寄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仔细询问张扬的情况和《第二次握手》的内容后，认为这确实是本“好书”，让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报告。他同时指示双方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进行论战。双方从午后一直辩论到深夜，吃了宵夜，准备继续时，“原告”悄悄撤了—《第二次握手》及张扬再度“平反”。
刚出狱的张扬来到北京，还没来得及商量正式出版《第二次握手》，就因为健康恶化住进了结核病医院（现在的安贞医院）。医生告诉他，再晚来一两个月，就“必死无疑”。
考虑到张扬是农村知青，出狱以后没有生活来源，胡耀邦特意批示把张扬的户口迁回长沙，让湖南省作家协会安排工作。张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职业作家，后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
1979年7月，《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就是30万册。
“那时候到夏天了，医院种了很多海棠树，花都开了，我就拿着书的清样坐在树底下。”张扬后来回忆。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不敢想象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天。1978年12月，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平反冤假错案“还要抓紧解决”的任务，率领组织部门开展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彭德怀和陶铸平反。被关押的张扬在《湖南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时，看着看着就哭了。

1979年8月22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和北京市少年宫组织作家见面会，买到小说《第二次握手》的青少年，请作者张扬在书上签名。

1979年8月22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和北京市少年宫组织作家见面会，买到小说《第二次握手》的青少年，请作者张扬在书上签名。

自己为什么会被四人帮“盯上”，张扬心里一直都明白—“在这篇小说里面，知识分子的地位是最高的，这之前没有这么突出地、歌颂性地描绘一大批科学技术专家，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几乎全部是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3位主人公中，苏冠兰是化学家、药物学家，丁洁琼是物理学家，叶玉菡是病毒学家。苏冠兰的父亲是大天文学家。
这样的人在1957年“反右”开始后，就已经是“臭老九”，一直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作为“团结、教育、改造”对象和阶级敌人，处境艰难。
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原主任罗伟还记得，即便到“文革”末期的1975年，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生活条件还非常艰苦。很多年轻科学家挤在集体宿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和新婚夫妇因为房子不够住，不得不轮流居住过周末。谁的爱人来了，同宿舍的其他人就搬出去，挤在楼道里过夜。
大教授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位科学家的两个女儿都已经上高中了，四口人还挤在一间小房。他们把双层床底下加出一个大木板，睡觉时拉出来，起床后推进去。大家管这个叫“抽屉床”。
比他们更苦的，是两地分居的夫妻。有的科研人员到中科院十多年了，还是两地分居，甚至妻子、丈夫、孩子三地分居。有人一个月回一次家，还有人每年只有5天的探亲假，孩子都不认识爸爸。
更严重的是思想的禁锢。中科院里已经没人敢大张旗鼓搞科研，更不敢提成就，否则就会被扣上“名利思想”的帽子。很多科学家被“打倒”批判，处境好一点的组成服务队，上街干杂活。
罗伟担任执行主编之一的《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一书里记述，陈景润在“文革”中被打成“白专”典型，不得不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写反修防修汇报材料，表明自己不是“白专”。私下里，他把窗子全用白纸糊起来，怕被别人发现自己还在搞研究。一次，一位院领导好心前去探望，本来正在做数学研究的陈景润慌忙拿起一张报纸，谎称自己在学习政治。
这种生活和思想上的双重窘迫，一度因为胡耀邦的到来出现转机。
1975年7月18日，作为邓小平复出之后实施“治理整顿”的重要一步，已经受迫害10年的胡耀邦被重新起用，调任中科院主持日常工作。
在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看到陈景润独住在一间6平方米小房里，楼道两旁摆满炉子，拥挤狭小，胡耀邦急得在筒子楼楼道里来回踱步。“这样的居住条件怎么能行？要想办法解决一下。”他向负责同志提出，要好好改善一下陈景润的居住条件。
按照当时的规定，单身汉陈景润职称低，又没有行政职务，要改善居住条件，最多只能住一间原本四人住的集体宿舍。
“可是这要缴四人的住宿费，不知道陈景润是否同意。”陈景润当时的工资是62元，所领导担心他舍不得多花这笔钱。
“每月住宿费多少钱？”胡耀邦问。
“两块。”对方回答。
胡耀邦听完已经忍不住火气，告诉负责人：“你不收陈景润的房租不就得了。每个月两块钱，一年24块钱，10年也仅仅是240块钱，帮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我看这钱花得值！”
胡耀邦把当时反映最多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和炉子”问题，概括为“五子”问题，风趣地说，要让中科院“五子”登科，彻底解决难题。
随即中科院组织行政管理局提供统计数字，人事局写申请报告上报中央，中央批准了400多个北京户口，1400多位两地分居的科技人员中，有400多对得以团圆。为了让大家用上煤气罐，胡耀邦专门给北京市时任市长吴德写信，经过多方协调，中科院所在地中关村地区有5200户用上了煤气做饭。
没有资金和用地盖新房，领导小组决定先购建一批活动房，再申请经费盖砖瓦房。这批活动房解了各所的燃眉之急，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马志明就是在活动房里完成了博士论文。
正名
除了生活问题，胡耀邦同样把为科学和知识分子“正名”放在重要位置。当时很多科研人员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不敢搞科研。胡耀邦抓住陈景润这个典型，多次强调自己的态度：“他科学上有成就，政治上不搞资产阶级派性，不争官、不争名、不争利。现在外国人把他的东西叫做‘陈氏定理’。不知道批判他走‘白专’道路的同志考虑过没有，什么叫‘白专’？”他把自己的意见写进了《汇报提纲》，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纠正了许多人长期以来对科研业务工作“左”的错误。
胡耀邦还明确指示把所长、主任这些被取消了的职衔都恢复起来。“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要从工作利益出发，不要拿罪名吓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还说，“党委书记应该掌握全面，业务问题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同志，我听你的。’”
罗伟那时刚从干校回来，暂时被安排在科技办工作。胡耀邦到中科院后，他负责帮助草拟《汇报提纲》等文字文件。每周，罗伟和另一位起草者吴明喻及中科院时任副秘书长郁文，都会到胡耀邦的办公室开两到三次会。
胡耀邦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邓小平特别赞同《汇报提纲》中谈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里的一个命题：“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同时也同意“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1988年9月，他会晤捷克总统时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就由此而来。“他总是把语言讲得特别生一说到兴奋的地方，就开始手舞足蹈。一点架子也没有。”罗伟觉得，胡耀邦性格里有很“天真”的一面。有些言论甚至让罗伟惊讶，“他总有一些新的想法，而且敢讲出来，敢承担责任。实际上他这样讲话，别人会抓他的小辫子。”
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胡耀邦就曾借题发挥：“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有科研人员向他反映，自己的科研单位只能研究土豆白菜了。胡耀邦说：“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不是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研，搞自然科学研究的。”
这些极富个性而又大胆的语言，引发了科研人员的共鸣。胡耀邦在中科院的4个月里，作了几十次讲话，几乎每次都不用讲稿，这跟当时盛行照本宣科、讲话必背语录的风气大不相同。罗伟形容，“就像一阵清风”。

正义

虽然罗伟深受鼓舞，但每次听到这些，心里还是一跳一跳的，觉得这人说话“胆子太大了”。“其他老同志是绝不会这样讲的，多少会委婉一些，说话绝没有破绽。”另一件让罗伟觉得“大胆”的事是，胡耀邦到中科院时只带了一名秘书，其他工作由副院长李昌等负责，“这个也是要吃亏的，因为别人都是组成一伙。”
1975年11月，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仅仅上任4个月后，胡耀邦就在“批邓右倾翻案风”中被迫下台。
“父亲被罗织了两大主要罪状：一是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只抓科研；二是关注科研人员的‘五子登科’，只抓生活。”满妹在书里这样写道。胡耀邦后来则戏称自己在中科院这段还没完成的事业为“百日维新”。
“原来‘四人帮’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大家心里有怀疑或者有反感，不能表达出来，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出来讲应当是怎么样的，当然会引起共鸣。这些思想上的影响比具体问题的解决影响更大一些。”罗伟说。
对科学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也让胡耀邦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重。陈景润曾拒绝在揭露批判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材料上签字。
1976年2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上，胡耀邦因病未到，李昌一人到场。在现场的罗伟注意到，有人在底下喊，“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让他们站起来我们看看！”李昌从座位上站起来时，全场竟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又有人提出，“请他走下台来我们看看。”李昌下台绕场一周，每到一处周围的掌声都经久不息，有人称赞有人感谢。台上的人急得直拍桌子，最后只能下令关闭会场大门。
与此同时，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而打开的那扇窗，再度被关上。1977年，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正在北大教书的黄昆，在邓小平的过问下出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上任那天，黄昆戴着一顶破帽子，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只身前往。他身上的旧衣服被风吹得七上八下，被门房拦了下来。“你找谁啊？”看门人问。“我找所办。”黄昆回答。“哦，我们这儿不招工。”看他的打扮，看门人以为是来烧锅炉的。
黄昆的夫人是英国人，追随丈夫从北大到中科院，天天都要在家烧煤球炉子。后来担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的高锴，曾任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当年曾看到过这个烧煤炉的英国女人，“一塌糊涂，脸上都是灰”。
在中科院里，直到1979年，高锴还多次看到科技人员张贴的大字报，要求把胡耀邦调回中科院继续做管理工作。
不过，这时的胡耀邦已经担起了更重要的工作。
1977年12月，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第一次成立了专门管理知识分子的宣教局。随后，中组部在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连续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发布《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指出：“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
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洗白与尊重，在多年以后逐步被贯彻、落实了下来。
之前一度搁浅的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在1978年重新启动，范围扩大到全国。1978年从海军转业到民政部政府机关人事局的葛孚光，成为解决全国干部两地分居问题的主要参与人之一，他们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葛孚光说，当时从外地调入北京或从地级市调入省会，都存在户口的障碍，北京市公安局卡得尤其严格。是中组部出面协调，理顺了关系。凡是见盖有民政部印章，解决干部夫妻分居的商调函，北京市一律给予落户。
1980年7月，葛孚光执笔写的《国家人事局在华东、东北、华北分片召开夫妻分居干部调整会议收到良好效果》（政府机关人事局已从民政部独立出来，成立国家人事局）一文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胡耀邦看到后批示：“野萍同志：这是件大好事。只要有可能就要加以解决。什么问题控制得死死的，唱高调，耍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人做干部工作、人事工作、劳动工资工作，不可能建立威信。”
国家人事局立即将批示印发给全国人事部门。“进展一下就快了，再也没人喊困难，拖着不办。”葛孚光说，“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事情不可能这么顺利。”当时全国约有100万两地分居的干部，不到两年时间，基本全部得到了解决。
同一时期，高锴负责落实中科院的知识分子政策。因为担心“人才流失”，国家当时规定高级科研人员不能因私出国。事实上，很多中老年科学家是海归，却迟迟无法得到出国探亲的机会。中科院半导体所科学家吴锡九的夫人是日本幕府贵族后人，上世纪50年代随丈夫到中国，此时她才获准回去探望父母，丈夫则被孤身留在北京。无奈的吴锡九向高锴反映情况，中科院时任院长方毅闻讯后拍板：“礼送出境，欢迎回来。”
“这时候的落实政策，已经不光要平反冤假错案，还有很多从实际出发的方便知识分子的考虑。”他说。
1980年10月，在北京空军招待所召开全国夫妻两地分居干部调整大会上，以个人名义向大会发的感谢电报“雪片一样飞来”，还有人向大会汇了10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的工资才60多块。”葛孚光回忆。留学德国的浙江大学机械系讲师路甬祥夫妻团聚后，把从国外带回的仪器捐献给了学校。路甬祥后来成为浙江大学校长、中科院院长，并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3年1月5日，胡耀邦在参观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交流会时，观看我国研制的大型精密仪器—分子束外延设备

正气

作为“文革”后最早一批平反的人，张扬从未找过胡耀邦致谢送礼。“这些并不是耀邦想要的。”他说。
上世纪80年代，张扬回到插队的湖南浏阳定居，选择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浏阳是胡耀邦的故乡。
一次，张扬得知浏阳县地方政府决定在通往胡耀邦家乡的地方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命名为“主席路”。他立刻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直言：那是地方官员对你的献媚，希望你能阻止。胡耀邦接到信件后，即刻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路”的计划被及时否定了。
“我报恩的方式就是让他做个清醒的人，把他不了解的情况告诉他。”张扬说。
1988年底，赋闲的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住在省委里的“九所”（现在的九所宾馆）。正在湖南省文联工作的张扬闻讯用钢笔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去看看他。1989年1月4日下午，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九所”。没想到省委第二天就来了电话，通知张扬第二天过去。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到“九所”6号楼一间有五六十个座位的大厅。工作人员告诉他，胡耀邦正在做治疗，需要等一等。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出来了，省委警卫处处长说：谈半个小时吧，耀邦有病。
张扬记得很清楚，胡耀邦当时端着一个豆瓣酱玻璃瓶，里面有半杯茶，衣服很朴素，可能因为刚穿好，还有点不整齐。“老人的耳垂很长，黑头发还很多，皱纹也并不深。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楚，没什么架子。”
“听说您病了？”张扬问。
“感冒。”胡耀邦轻描淡写地回答。
“他们让我跟您谈半小时。”张扬又说。
“一小时可以吧。”胡耀邦松口说。
张扬告诉他，自己曾经在浏阳的东乡插队，胡耀邦的老家在南乡，“你们南乡的风景没有我们东乡好！”张扬挺自豪地说。胡耀邦回答，“是的是的。”
“你说哪有这么傻的人？还当面贬低人家故乡。不过这也说明耀邦的为人，他没生气。”如今想起来，张扬还有点懊悔。
“你这次回故乡了吗？”张扬接着问。
胡耀邦摇摇头，然后谈起了自己的表哥杨勇。
“他对杨勇的感情很深，杨勇长征时救过他的命。”张扬回忆，“耀邦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也很容易动感情。”
谈话快结束时，张扬跟胡耀邦谈起社会的腐败，说正准备写一本小说叫《癌》，意思是顽疾太深，很难救了。
胡耀邦听完叹了一口气，“我总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就在这次会面的3个月后，胡耀邦去世，张扬赶到胡耀邦家吊唁。他没想到老首长的家里这么“普通”，衣柜、办公桌都是旧式的，红地毯已经磨破了，院墙的墙皮也很斑驳。
“现在，我有什么高兴的事，都想告诉他。”年过70的张扬说。2006年重写版《第二次握手》出版，张扬专门带着家人一起到共青城胡耀邦墓前，献上这本书。
至今，他一直记着面谈时胡耀邦说的一句话，“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