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我们写党史，还是要讲到他的”

凯迪社区 冷而不战 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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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右）与北大校长蔡元培

按：7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贫病交加，在重庆江津与世长辞。

这位中共第一到第五任总书记，去世时，身边只有匆匆赶来的早期学生包惠僧等寥寥数人。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讲了一句话：“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写党史，还是要讲到他的。”

79年过去了，陈独秀仍在天上看着神州大地，期待着中国在他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前行。

以下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德宏的文章。

陈独秀是安徽省怀宁县人，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随着对他的研究的深入，他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但对他的评价仍然分歧很大，他的历史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陈独秀的历史贡献

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

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

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现在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不严密的，毛泽东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中共“一大”到“五大”的领导集体，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陈独秀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他在1940年的信件和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尖锐地指出斯大林的罪恶完全是由苏联的独裁制产生的，应该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

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第七、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认识到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人。

现在，很多人都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关于中国要反对民粹主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认为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绝妙之笔”和“点睛之笔”。

正因为毛泽东提出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才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又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成果，到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但是，陈独秀在1938年8月写的《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远比毛泽东要早得多。如果我们肯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论述，就更应该重视陈独秀在1938年提出的这个思想。

陈独秀手书：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陈独秀的表率作用

除了历史贡献外，陈独秀在很多方面堪称楷模，为后人做出了表率：

首先，他志存高远，坚强不屈，百折不挠，视死如归，为主义和信仰奋斗终生。

从青年时代起，他即投身于谋求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的革命事业，此后不管如何艰难曲折，义无反顾。

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狱，甚至险遭杀害，但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为了自己的主义和信仰，他毫不屈服，永往直前。

其次，他一心为公，从不以权谋私。从参加革命活动那天起，他就抛弃了自己本来可以拥有的富裕、舒适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和两个杰出的儿子。他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作为中共第一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从不以权谋私，因此常使自己过着难以为继的生活。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清廉的作风。中共的第一个反腐败的文件，即中共中央1926年8月4日“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就是由陈独秀签署发出的。

其三，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

为什么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反而被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建党中的显著功劳之外，陈独秀“光明正大，喜形于色，不说假话”的人格魅力，无疑也是他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留学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陈指陈独秀，李指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却说：“南陈徒有其名，北李确如北斗。”党的这两名创始人、早期领导人之间，从未听闻有勾心斗角、相轻相斗之事。

鲁迅更这样形容陈独秀：“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回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蔡元培先生也称赞：“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其四，他思想解放，从不迷信，敢于怀疑那些“最高指示”。

从参加革命活动那天起，他就冲破了一切旧的思想羁绊。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他更加旗帜鲜明地倡导思想解放，把矛头对准禁锢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和道德。

为了中国的解放，他最早倡导成立中国共产党。当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对于颐指气使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给中国的命令和指示，他仍然敢于怀疑和抵制。

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敢于怀疑和抵制国际路线的，就是陈独秀。

其五，他不食“嗟来之食”。

即使在年老多病、穷困潦倒的晚年，有时“破屋雨漏缸无米”，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他仍然洁身自爱，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员们的捐赠，宁死不与“官僚”和“畜孽”为伍。临终前，他还嘱咐夫人潘兰珍，要一切自主，生活自立。

陈独秀的一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

其六，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的良心。

现在，一般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种：一种是专心于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太关注政治和社会现实；

另外一种是不仅努力做好自己从事的文化教育工作，还非常关注政治和社会现实，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为民众的疾苦而大声呼喊。

前一种知识分子固然可贵，其中出现了很多大学问家、大学者、大专家或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后一种知识分子，不仅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还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要成为后一种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种种压力和危险，需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胆量和勇气，不怕任何艰难和打击，敢于作出牺牲。因此，我认为这一类知识分子更为可贵，更令人敬佩。而陈独秀，正是这样一个杰出的、令人敬佩的知识分子。

以上这六个方面，使陈独秀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陈独秀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感动、所启发。

从他的人格中，我们既能看到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更能感受到时代精神的脉搏。他的人格影响、吸引了无数的青年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因此而投身于革命事业。这种人格魅力的来源，就是浓烈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陈独秀的五大杰出成就

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

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

他的一生虽然主要从事政治斗争，但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很多。特别是他晚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写的《小学识字课本》，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

有人称赞说：陈独秀“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第三、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诗人。

关于陈独秀的诗，李大钊早就赞扬其“意境本高”。他后来在狱中和晚年在江津写的诗歌，更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叶尚志说：“其诗风格既有诗经之纯朴、自然，也有乐府之古风、遗韵，更有魏晋之恢宏、恣肆；既有李白之奔放、豪迈，亦有杜甫之深沈、练达，更有韩柳之犀利、峻峭。

他的诗作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丰富多彩，率性而作，挥洒自如，毫不掩饰，雅俗共赏，读来使人头脑清新，精神振奋”，“说他是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诗宗，也不为过”。

第四、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

关于他的书法，一般不为人所知，但不管篆、隶、行、草，他都有很高的造诣，受到很多人的高度赞赏。

陈独秀的书法，因其坚实的学识根基，加之过人的才情，在民国时期的众多学人中，是风帜独标、名重南北。陈独秀在国民政府治下的法院受审完毕，法官就求他写的字。

从他晚年的书法作品及大量的信札手迹中，可以看到他在驾驭笔墨的天分能力上表现出的极尽变化、精彩纷呈的艺术创造。

第五、他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起，为当时的文学革命树起了两面鲜明的旗帜。

陈独秀虽然很少写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他的很多政论文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水平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敬告青年》等文章，完全可以和鲁迅的文章相比美。

因此，对于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也应该加以重视。

以上这几个方面，要做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容易的，但陈独秀兼而有之。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大学者，是20世纪与孙中山、毛泽东等具有同等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国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如果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杰出人物，那么陈独秀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位杰出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我相信他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能够千古留名的少数人之一。

阎长贵：我的治学之路

2020-12-28 10:16  今日文教2020、12、29日12版   阎长贵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1937年生。1953——1956年在聊城三中高中部读书；1956——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五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1967年1月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1975年5月开释，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五年。1979年以受江青诬陷迫害的名义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8年任编审，1997年退休。退休后，从1998年开始迄今一直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与王广宇合著《问史求信集》，该书到2013年出版社计印刷四次；2015年出版《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2018年出版《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2020年出版《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

                  2017年和毛泽东与江青女儿李讷合影
      我的童年充满苦难。我是山东聊城人。出生于1937年。家庭是历代务农的农民，没听说在我们家历代有做官为宦的，也没听说有人读过多少书靠知识为生或做事的。总之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爷爷死的很早，他上辈我就更不知道了。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才十三岁。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家在鲁西北堂邑县——它在二十世纪50年代被撤消，一半归了聊城，一半归了冠县，我的家乡属聊城。这一年，我们那一带闹大灾荒。堂邑县几乎成了无人区，路上经常看到饿死的人，真是饿殍遍野。因为年龄小，我对日本侵略中国没什么印象，我也不记得见过日本人。60年代，在北京办过一个关于日本的展览。很多中国人看到太阳旗很愤恨、痛恨，我没这个感觉。为什么？关于日本侵略，我都只是从书本上和电影中看到的。
      日本打进中国，当时中国就出了皇协军，即投靠日本和帮助日本的汉奸军队。那时家里没粮食吃，挖野菜，吃树叶。恰在这时，即1943年的春节前后，我父亲被皇协军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奶奶、母亲、妹妹和我。因为没吃的，奶奶也去逃荒了。
      和我父亲一起当皇协军的，有我们村上的一个人，还管点事，告诉他：还有一家老小，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我父亲就这样跑回来了。他跑回来后，就马上带着我们母子三人去黄河南逃荒了。我们去的一个村庄叫四间铺，住在一个大车棚子里，父亲把我们母子三人安顿好后，又去找我奶奶。找到我奶奶回来后，又和逃荒的伯父一家汇合在一起，移住在开河镇（属现在山东汶上县）。我当时六岁，伯父家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我每天带着他沿街乞讨。每到一家，我在前面喊：“奶奶呀给点吧！奶奶呀给点吧！”主人送点东西来，一块馒头或窝头，我弟弟就跑去接过来。我们兄弟二人一起讨饭这个事，我伯父到解放后还戏弄我，见了我常常说：“奶奶呀给点吧！奶奶呀给点吧！”
      在黄河南逃荒一年左右，1944年回到老家。灾荒过去了。我到了读书的年龄。跟村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读过两年私塾。  1947年家乡解放后，又到邻村读初小三、四年级。1950年，十三岁，才到十几里外的完小读四、五年级。十五到十九岁读完初高中（初中是插二年级班，又提前半年毕业，即只读一年半），并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制五年，1961年毕业，又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跟关锋学习中国哲学史，也做红旗的一些工作。1966年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7年一月中央办公厅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时间仅一年，1968年一月，因送一封给江青的群众来信，她不满意，诬我为“坐探”，是关锋、戚本禹安插在她身边的“钉子”，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开释后，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红旗杂志社党委以受江青诬陷迫害名义给我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这就是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下面着重谈谈我治学的情况。我的治学之路，可以说从大学毕业后开始或算起。
      1962年（时年25岁），我在红旗杂志工作时，看到8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有华君武的一幅叫做《无题》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漫画，《中国青年报》约稿单上作为一个题目列出来。我看后很感兴趣，就动手写了这个题目的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热心的曹柏锋编辑看了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一条马克思的名言：“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学会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这条名言是为我这篇短文“点睛“的。九月二十二日，我这篇短文在《中国青年报》的“青春寄语“栏目发表。全文如下：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华君武同志在《无题》的漫画（见1962年8月4日《光明日报》）中，画了一个不倒翁，并在它身上写着“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大概这八个字就是不倒翁先生的处世方针。我觉得，这虽然是一幅漫画，但实实在在是我们生活中一些人的维妙维肖的画像。照他们看来，“出头的椽子先烂”，因此，人在世上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世无争，——从而保证一辈子平安无事，什么错误也不发生。
      大概这些人也知道，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猿学会用两条腿直立走路，学会用两手操作工具，这是猿变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达到这一步，猿是经过了摔跤、甚至“牺牲”的艰难、缓慢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些“聪明”的猿为了不摔跤，照旧用四肢爬，甚至还讥笑那些学走路摔了跤的猿。然而那些不怕摔跤的“愚蠢”猿，经过亿万次的摔跤，却变成了人——最高级的“万物之灵”。这样说来，我们人类倒是应当感谢那些不怕摔跤的猿呢！
      猿变人的过程，我们今天不可能看到了。但是我们在婴儿学走路的过程中还是可以领悟到这样一条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
      其实，学习走路何尝不是如此呢，学习各项工作（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科学研究）也莫不如此。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做工作，那么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人们正是“吃一堑，长一智”接受了错误和挫折的教训，而逐步变得聪明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也就是犯错误的总和。当然，我们提倡不怕犯错误，并不是对人民事业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在工作中一举一动都应当从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只要我们真正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一定可以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即使错误已经产生了，也一定能够迅速纠正错误。总之，错误不应当成为我们的包袱而阻碍我们前进。有些人以为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受到批评，殊不知，不做工作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它同在工作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不革命而走倒退的道路，一个是在前进中暂时遇到挫折。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反对不积极工作而坐享其成的人。至于有些人，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犯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组织上和同志们为了帮助他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而给予他必要的批评甚至处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不应当因此惊慌失措起来。犯了错误而挨了批评或者受了处分之后，不仅没有消极起来，而且更加积极起来，应当说，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好同志。
      “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事实；但不是生活的真理。在生活中我们应当学习那些“出头的椽子”——即走在生活前头的人。他们忍辱负重，披荆斩棘，勇敢地为大家开辟前进的道路；他们在前进中即使犯了错误（他们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变失败为成功之母，——他们这种勇敢追求真理的精神，毫无疑问，也应当得到肯定，受到尊敬。
      我没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发表《“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篇短文是我的处女作。“秋日桂花香”，我的心情很高兴、很愉快！
我这篇短文发表后，被广览报纸的毛泽东主席看到了，9月24日，他就在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载这篇短文的地方写了这样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这个批语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印发。
      这个批语我一点也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我的领导和导师关锋知道，但未告诉我，他后来解释：“怕你骄傲。”直到1991年帮薄老（一波）写书时，才在一本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毛主席这个批语。
      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这个批语，给我带来很大的荣誉。
      ——红旗杂志副总编兼秘书长邓力群见到我就问：“你怎么不给红旗写文章啊？”我告诉他：“我还不会写文章，不敢给红旗写文章。”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邀我参加座谈会，会后用我从来没吃过的好饭菜（有八九个）招待参加座谈会的人。
      ——新闻系即将毕业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访问我，问我怎样写文章？
      ——我这篇短文被收入《报刊评论选》一书，我这个小人物的短文也忝列一批大人物和大名人（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陶铸等等）的佳作之后。
      ——还有人分析和评论我这篇短文，做了很高的评价。
      我认为如此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引起的。其实我这篇短文对华老的这幅漫画有误解，认为他画的人物是“不倒翁”——这不对，华老亲自予以纠正，他重画这幅漫画，彰明较著地写上“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永处襁褓”这句金玉良言赠我，并给我一信：为了避免你的误解，我在这幅漫画上增加了“一个奶嘴”。
      1980年我重新回到红旗杂志，也重新做编辑工作，在编辑工作过程中，陆续写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思想的文章，集中编辑起来，1997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阎长贵学术文集》。1997年退休后，主要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
      退休后我主要从事回忆和研究文革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1988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青山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40多万字的所谓纪实小说《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这本书就是写我的，用的名字是我真名的谐音字“阎昌魁”。此书胡乱演绎，说我是“江青机要秘书兼江青办公室副主任”（而事实是：组织根本没给江青设过什么专门为她服务的办公室），“小阎就等于半个江青”，江青要我整总理和“三老四帅”的材料，又叫我把“四帅的历史材料……交给造反派”，还有什么参与制造“杨余傅事件”，如此等等，任意编派，给我名誉造成极大损害。他还写了“传记文学”《江青沉浮录》（中国新闻出版社和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造谣说我是黄色电影“狂热的爱好者”。对林青山这两本书我1989年4月8日以“政治诬陷，损害名誉”的案由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这场直到1992年历时三年多的官司我胜诉了。
      经过这场官司，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也扬同志登门劝我。他说：“你不写回忆文革的文章，别人写你，林青山不就以你为原型、以你给江青当秘书的经历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吗？你还和他打了一场好几年的‘名誉侵权案’的官司，因而你给江青做秘书的事情全国很多人都知道了，林青山写的究竟是真是假，你不想和不需要做点说明和澄清吗？官司虽然胜诉了，你就没话可说了吗？”他停顿一下，又说：“我知道，你是学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出了书，但我觉得你写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恐怕比你写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文章还有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文章别人可以研究可以写，而关于你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你所知道的文革的一些情况，你不写，别人没法代替……”王也扬研究员这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把我说动了，我认为他说得对，我确实应该写点回忆和研究文革的东西，以为厘清和恢复文革真相，做点工作，尽点义务。这样我才逐渐地从1998年开始注意回忆和研究文革的问题。
      从此我就走上回忆和研究文革的道路。陆续写了几十篇文章。2009年4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我和王广宇合著的关于文革的《问史求信集》，该书到2013年1月出版社已第四次印刷，受到舆论好评；2014年出版《中南海文革内幕——江青首任秘书亲历实录》；2017年出版《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访谈纪实》；2018年出版《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2020年出版《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
      关于文革的东西在中国国内（即大陆）长期是“禁区”，我关于文革的书（还主要涉及大人物、敏感人物江青），好几本是在香港或用香港的书号出版的。只有一本我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是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也是国内出版的，它并没通过完全审查，但有关部门说就出吧，不注出版社的名字——这本书就是这样出来的。
      在如何回忆和研究文革问题上，我很同意陆小宝先生的观点。他经历了清华大学文革的全过程，他说：“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中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不到公正待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正常吧。有些人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我认为陆小宝先生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究竟应该怎样回忆和研究文革？老一辈历史学家，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告诉我们：“写历史嘛，就要写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为鉴呢？”著名党史专家李新，他特别称赞范老这种写历史的精神，他说：“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正好在‘大跃进’时期，写到这里，他大胆地把隋炀帝好大喜功、爱吹牛说谎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写到书上了。这种敢于写真史、说真话、秉笔直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参见《李新回忆录》第356、385页)还有一位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多年的孙怒涛先生出版了一本叫做《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的书，他在这本书中说：“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遵照老一辈史学家的教导以及文革亲历者的良知（或良心），应该以习总书记说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十字方针来回忆和研究文革；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文革的信史、真史，也才能真正使人们接受十年文革即“十年浩劫”的教训，使文革的灾难不再重演。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
      现在我有五本书：1、《问史求信集》；2、《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3、《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访谈纪实》；4、《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5、《关于文革文集》（未刊书）。这几本书都是涉及或涉及到文革，被纳入现代文库，这表明我关于文革的书还有它一定的历史价值，值得肯定，我对此深感欣慰，这也说明我这一生没有白过，对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没有白做。
     我写回忆录完全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讲的“亲历、亲见、亲闻”三原则。孔圣人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见《论语为政篇》）马克思指出：“讲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138页）不论做事或为文，我一生都忠实地把孔圣人和马克思的教导奉为座右铭。以上所述就是我关于治学之路的若干过程和想法，谨公诸社会供广大读者一哂和批评。
  （写于2020年11月，北京）

                   左起：阎长贵（江青秘书）、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1967年5月1日上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负责同志参加中山公园游园会遇阻，到故宫警卫连部休息。该照片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摄。

                  前排为当时党、政、军部分领导同志，左数邓力群、余秋里、丁关根、宋平、杨尚昆、某军委领导、乔石、薄一波、朱镕基、胡锦涛、胡绳等，作者后排左数第四人。

                 阎长贵先生接受人民艺术家网记者马金星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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