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21年6月23日

资中筠：追忆许渊冲学长

作者：资中筠，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

许渊冲先生仙逝！关于这位译界奇人，翻译泰斗，流传的事迹已经很多，我只是读者之一，读到过他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和少量译作，轮不到我来说什么。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是最后获得他赠书的人，因此心绪难平，书以誌此奇缘，并代祭文。

六月初我忽然收到马国川君发来微信称：“昨天上午我在北大畅春园采访许渊冲先生，他说非常喜欢您的文章和译作，委托我送您一本签名书和唐诗宋词的英译本，等您回北京后，我再送过去吧”。我为之受宠若惊，正考虑如何写感谢信，应该回赠他哪部拙著或译作。谁知回京后先收到他的讣闻，后收到他的书，竟成遗作，连道谢都来不及了。造化弄人一至于此！捧着沉甸甸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看着许渊冲手书签名，面对一盒十几本诗词译作 — 从楚辞经魏晋到唐诗宋词 — 怅然、惘然，思绪不知何所踪。

许渊冲的大名当然如雷贯耳。我与他曾无一日之雅，也没有通信联系，只有远远地心仪、敬佩，不敢谬托知音。在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我和陈乐民都常引用的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一句话：“不读中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最初就是来自许渊冲先生的回忆文章。

关于翻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过《红与黑》十四种中译版本争鸣之盛举，译者都是高手，当然见仁见智，高下很难有定论。我从那次见证了许渊冲的翻译美学的一家之言和他的自信和气势。无论如何，“翻译界泰斗”之头衔绝对是实至名归。从严复算起，中国不乏可称为翻译家之人，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外文翻中文。双向翻译，而且英、法两种外文，达到他这样水平的，可谓无出其右。方今常听说某人“精通”某种外文，或几种外文，实际上真正以外文为专业者深知，要真的称得上“精通”，在一定的深度上与母语一样运用自如，何其难哉！所以由外译中尚可，而由中译外，常需请以该语种为母语者“把关”、润色。杨宪益与戴乃迭贤伉俪珠联璧合的译作，即是明证。译诗之难更是难于上青天。百年来中国翻译界能为此事而达到如此境界的，毫不夸张地说，非许渊冲莫属。

我读到几首他译成英文的诗词，既合英诗之节奏、韵律，还传原诗之神韵，有些地方匠心独具，为之拍案叫绝。听说他颇为自负，对此类迻译有舍我其谁之气概，这也是一种坦荡，他有这个底气和资格，多数人还是心服的。如今收到他馈赠的一大盒诗词译作，单是这体量就让我吃惊。最重要的大前题是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修养。每首诗都有原文，既使研学者有所依据，也要经得起识者评判。每一本都够得上专科博士生做论文的。再加以还有大量外译中的译作。在这样成就的基础上，他还下决心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尽管天不假年，未能完成，单是这雄心壮志和自信，非常人所能及。

上个月见到母校清华专为纪念 110 周年制作的大型视频，其中历届毕业生中有贡献的代表人物或群体一一呈现，发现全部以工科为主，少数理科，基本没有文科，唯一登场的文科生是百岁老人许渊冲，对他的介绍词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却没有提到许先生另一面的贡献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这是重大的遗漏。实际上自有“清华学堂”起，无论哪个学科的无数先贤，其重大贡献是让中国了解世界，助中国走向世界。百岁老人许渊冲的出现，总算提醒世人，清华之成为大学，除工科外，还曾经是一所多学院人才辈出的综合性大学。那么许学长的最后贡献之一是为文科争光。

没想到马国川君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而我碰巧成为最后一个受到他题签赠书的人。这份殊荣，何其珍贵！

谨以此小文祭奠尊敬的前辈学长。

– END –

散材：100年来，我们进步了多少？！

散材2021-06-21

转载自自由民众之家，原标题《100年了！这些不过时，证明没进步！》。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仅供参考。转载目的为传播更多资讯，版权属原作者并深表敬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回复：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当年胡适对中国人的10大批判，我们今天再看看过不过时！

1、不讲规则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2、不敢直面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文集·二》

3、野蛮浅薄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易卜生主义》

4、堕落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关于大学毕业后的几条路》

5、没人格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胡适自传》

6、教育失败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胡适谈教育》

7、雅量小，喷子多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胡适来往书信选》致杨杏佛的信

8、虚伪

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9、畸形的拜金主义

简单说来，拜金主义只有三个信条：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拜金主义》

10、假大空

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九六一年，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到：“真希望胡适是过了时的人，可胡适之不过时，恰恰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转眼到了二O二一年，九十年过去了，梁胡之问还有现实意义吗？如果有，这该是件多么让人悲伤的事情呀！

伴“赛先生”而来的相对论:“文革”时期成批判对象，改革开放后与真理一起平反

【原标题】爱因斯坦的“三张脸”:1978年与真理一起平反

2010年06月22日09:18千龙网字号：T|T

展览上还原的爱因斯坦房间

　　前不久，在中国科技馆名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展览中，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搬来了爱因斯坦的50多件私人物品，甚至还原了他在伯尔尼居所的房间，并以各种视觉效果与互动装置，形象地展示了爱因斯坦最重要的科学成就——“相对论”及其原理。

　　事实上，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爱因斯坦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20年代：伴“赛先生”而来的相对论

　　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新时空理论，后来经过完善，称为相对论。他算出星光掠过太阳边缘将发生1.75角秒的偏折，经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勋爵观测证实后，科学界为之折服，爱因斯坦的盛名很快传播到正向西方求新知的中国。

　　1920年以前，相对论的介绍甚少，然而，经过“五四”的科学洗礼和大量的学术交流，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华讲学时卓有影响的介绍，到1922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在中国广为传播了。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有3本杂志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或《爱因斯坦号》：《改造》、《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有很多共产党人参加，包括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爱因斯坦从一进入中国开始，就是携着风雷万钧的相对论、打破蒙昧与黑暗的“赛先生”形象。

　　因此，爱因斯坦踏上中国也成了一件盛事。他于1921年年底抵达上海，当时，中国物理学前辈胡刚复等人为其举行了欢迎与庆贺仪式，在小范围内开展了学术交流。爱因斯坦就是在上海的客房中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获悉他经过10次提名、荣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文革”时期的批判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爱因斯坦的美好形象依旧。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文章。然而到“文革”时期，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却陡然颠覆。

　　1967年，湖南醴陵的数学教师周有华到北京宣讲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声称根据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物理学中的场论，将矛头直指相对论。这篇妄作被当时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否定，但1968年仍然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将爱因斯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野蛮批判。

　　今天听来荒谬绝伦的歪理，当时却是炙手可热。1969年3月初，中苏在边境发生冲突，某年轻物理学家借此批判相对论。他提出，如果相对论所说时间的同时性是相对的话，那就不能客观判断中苏边境冲突谁开了第一枪。也就是说，任何人如果还要为相对论辩护，就抱有模糊中苏边境冲突责任的险恶居心。而且爱因斯坦对核能的贡献，也被诬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谁还敢为“敌人”抱不平？维护常识都得玩命，无怪乎当时无人反驳了。

　　改革开放后：与真理一起平反

　　1978年，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还心有余悸地斟酌其译序中“人类科学史与思想史上的一颗明亮的巨星”的评价，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周培源最后敲定，改为“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译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标志着对这位已故科学巨人的正式平反。

　　1979年2月20日，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云集北京，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爱因斯坦此时代表的是科学领域的正本清源，迎接理性科学精神的回归，从此我国的科技事业又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2005年，作为“国际物理年”重要的全球性纪念活动之一，全球逾10万人在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项名为“物理照亮世界”的光束传递活动，以纪念他在物理学、尤其是光电磁领域的贡献。一束特殊的激光信号从他工作过的普林斯顿大学发出，通过大洋光缆周游列国。

　　北京时间4月19日晚7点至9点30分，上海接收国际光信号后分两条线路，途经全国31个省33座城市，最后同时汇聚北京，再分别传到俄罗斯和印度，最后回到美国。

　　这个创意非凡的纪念活动已经过去了5年，人们还是可以回味，这束贯通世界的光束，到底代表了什么呢？返回腾讯网首页>>

“推翻相对论”，一场闹剧今又来

【历史回顾】

　 “相对论”进入中国后，度过了很长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和它的发现者，一个被称为科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一个被誉为科学天才。1949年后，爱因斯坦更被宣传为一个谴责美国对内侵犯公民权利、对外扩张军备的反帝斗士。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联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他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赞誉，统统受到攻击，被认为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即便在那时的政治气候里，仍有许多中国科学家对爱因斯坦始终保持着深深的敬意。1955年4月，爱因斯坦辞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学界发了唁电。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长文。文中说：“爱因斯坦的逝世是正义人类的一大损失。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热爱科学和人类；他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他不知疲倦地为和平、民主及自由奋斗。中国人民深深地哀悼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奋斗的伟大战士。”

　但不久，苏联的“批判运动”开始发生影响。一个月后，在另外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周培源写道：“我们还应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到爱因斯坦的弱点……他是能够发现物理原理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对于他所发现的原理的哲学观点却是唯心的。错误的哲学观注定会阻碍他在科学上的进步。我们应该批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从而更好地完善他的理论，以便更有效地研究现代物理学。”

　自此，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中国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光彩。中国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在苏联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相对论的批判，却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激烈。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场是否应该“又红又专”的讨论。爱因斯坦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一部分人的论据，他们说，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反驳这种观点，4月，中国科学院的两名人士撰文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事实上，正是爱因斯坦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个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砝码。接着，他们就爱因斯坦没能创造一个完美的统一场论有限宇宙说的“愚蠢结论”，批判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世界观。这场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以至于钱学森也受约写了一篇讨论文章。钱同样也用“原子弹”一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

　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自然科学界的批判运动被提上了日程。由于早有“前科”，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个突破口，发起这场革命的理由是：“只有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

　这场批判运动首先由一个来自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引起。1967年，这个老师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1967年底，他以“京区场论小组”的名义印发了一篇论文，以毛主席语录作为理论依据，批判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理论。相对论被批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这篇论文引起了中科院革命委员会的重视，认为其是“用毛泽东思想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方向是对的，是新生事物，应该支持”。

　 1968年3月，中科院破天荒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在成立伊始，便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并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其成员及外界干脆将之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1968年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

　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未发表过的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讲稿中一段论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的话，同时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

　这篇文章被上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此同时，学习班更积极地收集材料，酝酿和撰写后继文章，其成员也在不断增加。

　第二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在一年之后完成。1969年8月，《相对论批判》（讨论稿）问世。它宣称：“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完成，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

　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个批判运动极为关注，作过多次指示和部署。这篇批判文章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

　因对这一批判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秋，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除了“学习班”的代表，受邀与会的还有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也在邀请之列，但他拒绝参加。“学习班”代表强调了推翻相对论的必要性之后，刘西尧请科学家们发言。

　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

　竺可桢则直接批驳那个“珍宝岛论据”，指出苏联与中国同在一个地球上，同用一个参照系，因此，根本无法从相对论得出那个“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的结论。

　吴有训则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

　会后，被特地从陕西汉中召回的周培源对刘西尧说：如果在《红旗》这样一个世界性杂志发表这样的文章，将来，大家都会陷入尴尬。“相对论是可以讨论的，但无法被推翻。”

　这些大科学家们不同程度的反对，表明科学良心不会轻易泯灭。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开集会，要求全面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甚至要求中小学生也参加进来。

　在这种明确表态下，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三个月后，批判专集出版，名字叫《相对论问题讨论》。这本文集收录的六篇文章中，有一篇较客观地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但其余五篇都不遗余力批判相对论，尤以上海一个中学教师的文章为甚。他说：“爱因斯坦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科学上也是十分荒谬的”；“光速不变原理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1970年，这场气势汹汹的批判运动的阵地转移到了上海，成为姚文元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的重要任务。此时，爱因斯坦成了“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论则是中国某些反动派用以争夺青年一代、“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批判并不孤立。那时，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都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指导一切”的影响，包括数学、心理学、遗传学、化学共振论、机械学、电磁场理论……甚至建筑学和优生学都没能逃脱“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理论”的待遇，哥白尼、伽利略、巴甫洛夫、居里夫人、维纳、孟德尔、摩尔根、麦克斯韦、鲍林等知名科学家，在这个东方文明的摇篮，都成了反动学术的代言人。

　轰轰烈烈的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1976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大部分充斥了毫无科学依据的夸张“梦呓”。

　那个年代，尽管面对政治压力，这项批判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件“蠢事”。许多“学习班”的最初成员在批判中期相继转向。

　 1977年，筹备14年之久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正式出版。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也正是在那时，一位清华附中的高中生胡大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拨乱反正”后的《爱因斯坦传》，从此迷上了爱因斯坦研究。此后若干年，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少年时代的“偶像”。留学海外后，他有机会用近10年的时间，进行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课题研究。

　胡大年这样概括中国社会变迁与相对论传播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战乱是爱因斯坦未能访华的根本原因。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耽误了理论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六七十年代的极左政策和极端实用主义，造成了社会上对基础理论科学的蔑视，成为导致批判相对论运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又见“推翻相对论”】

大学教授称“推翻相对论”，一场哗众取宠的闹剧

新京报发布时间: 06-22 19:16 新京报社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社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称已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图/新京报网

文 | 褚劲寿

有人声称自己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

近日，河北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研究项目宣称已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该项目日前被推荐入选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后受到公众普遍关注和讨论。

李子丰的这个项目名称为“坚持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发展牛顿物理学”，他称这项研究“为科学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个巨大障碍”，不过很多网友质疑李子丰是哗众取宠。

面对质疑，李子丰在知乎回应，该项目还未立项，报奖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真理，获奖是小概率事件。河北省教育厅相关人员则表示，对此事并不了解，还需请示领导再做回应。

6月22日，河北省科技厅相关人员表示，现在只是申报，评审还没有进行。

▲李子丰的项目声称推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图/河北省教育厅官网截图

李子丰的项目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

项目还未立项，就开始申报评奖。如此荒唐的做法，摆明了就是一场蓄意的炒作。

李子丰从事的是石油专业研究，并无物理学科班背景，就连李子丰在某网络社区的介绍也注明自己是业余研究基础物理问题。可以说，李子丰驳斥相对论的论文，没有任何公式和逻辑推导，只有空洞的结论，不仅体现出李子丰物理知识水平的匮乏，还表现出他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隔行如隔山，研究石油出身的李子丰有何能耐去打爱因斯坦的“脸”？在石油研究领域，李子丰是教授，可在物理学领域，李子丰只是一个缺乏相关专业背景的“民科”。

实际上，李子丰“民科”的称呼由来已久。2007年，李子丰就曾参加燕山大学召开的2007年相对论时空观问题讨论与决议会。会议中，李子丰提到，在物理学研究中，要坚持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批评狭义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假设和洛伦兹变换皆为谬误。但是，在网上流传的一张讨论会决议中，李子丰并没能呈现像样的证据与推导。

十几年过去，李子丰再次将“坚持唯物主义质能观，反对狭义相对论”拿出来哗众取宠，而其内容一如既往的缺乏根据。

面对质疑，要拿出合理的证据回应

事实上，李子丰2018年6月的一个会议PPT显示过他的研究“成果”。他在会议中不仅批判狭义相对论存在四大谬误，还认为狭义相对论之所以不容易被否定，全是因为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对爱因斯坦的盲目崇拜和部分利益集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李子丰称那些批评他的专家是挥舞“政治大棒”，厚着脸皮永不认输，称他们一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可见，李子丰并未正视批评他的言论，也未做出任何有效的回复，他将科学上的争论意气化，以扣帽子的方式掩盖自己缺乏专业背景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