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 党报旧闻2021-05-31
（1982年10月，胡乔木考察人民日报社，与编委会领导座谈，编委保育钧出席。许林/摄）
5月31日，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保育钧忌日。5年前的今天他病故后，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记者杨海从八宝山、保定到人民日报社采访一天速成的报道《“大炮”响了40年》。杨海写道：只要是他关心的问题，他总会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并且从来不会小声。有时候“他会把桌子拍得咣咣响”。
本报老同志都记得保育钧爽朗的笑声，还有见不平拍案而起的率真。杨海没写入报道的一个细节：保育钧跟一位执意要问改革“姓社姓资”、阻扰小平南方谈话宣传的人“正面刚”，拍着桌子说：这是党报，不是你的“高家庄”！
党媒姓党，遵从邓小平、胡耀邦等党的领导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旋律，矢志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80年代人民日报有这样一大批老同志，勇敢而又充满智慧地地站到了历史的潮头。
保育钧，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人民日报做记者，从科教部主任、编委，一直做到副总编辑。报社不呼官衔，称他为“大保”。1977年他编发否定教育系统“两个估计”的内参（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邓小平手持这份内参要求教育部长立即恢复高考，“不赞成的就改行”。1979年保育钧根据耀邦讲话，起草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放弃“团结、教育、改造”旧政策，代之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了那个知识分子缅怀至今的科学文化的春天降临。
1979年，胡耀邦给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出了一个题目：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完了以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也要转过来，可以先从农业思想谈起。当时农业联产承包正在中央默许下在各地如地火运行。保育钧领命，组织组织一次农业思想讨论，请中国农科院侯学煜教授写出《发展我国农业的一些意见》，提出发展农林牧副业必须符合生态规律。侯教授主张因地制宜，批评了有些地方搞“人造平原”、“改土”、造林单一化等做法，反对在生产指导上搞“一刀切”。例如开发西北，应以畜牧业为主。（1979年7月26号人民日报一版《对发展我国农业的一些意见》）
胡耀邦亲自参加这场讨论，由他口述，秘书梁金泉记录，发表在8月15号人民日报二版，题目叫《我国农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笔名梁记耀）。耀邦锋芒直指“以粮为纲”：人们一谈到农业，往往想到的是粮食，但农业不仅是指粮食，它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认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耀邦提醒全党注意：不仅要重视粮食生产，还要极为重视全面发展的问题，包括养猪、养羊等牧业，牧草地、荒山荒坡等林业，江河湖泊、近海水面、临海滩涂等渔业，把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抓起来。
没想到，文章惹恼了农口老领导王震。特别是人民日报“编者按”批评一些同志“自以为懂得农业，不大注意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更不要说听取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意见了，干了不少主观主义、瞎指挥的蠢事”，被理解为在批新疆建设兵团垦荒。一天中南海来电，王震要找秦川总编辑谈话，秦川一看情况不妙，便让保育钧代劳。保育钧沉着地走进王震的办公室，发现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等也在座。王震问怎么秦川同志不来，保育钧说秦川同志今天晚上有外事活动。王震骂得很厉害，大保一声不敢吭，坐到王震身边，挽着王老的胳膊笑着说：“这文章是我编发的，我就是来听您意见的。”王震骂完后，说为什么批我。保育钧说作者没有批您，是不是有人打了小报告？这是专家学者谈生态平衡的问题。不行你们再写一篇文章，报社可以组织讨论。王老也是性情中人，听进去了保育钧的解释，全然没有了开始时生气的模样。
从王震家回来后，果然新疆农垦局写了一篇文章，把侯学煜批了一顿。人民日报原文照登。最后登出湖南某公社副书记的文章，说农业生产还是要按照自然规律来，侯学煜讲的是对的。
2016年2月18日，《胡耀邦文选》读书会上，保育钧回顾这场讨论，感慨地说：耀邦那个时候提出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没那么重的阻力，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子，很可惜，阻力太大了。这个阻力来自于哪里，意识形态和我们人为的东西。
冲破阻力，需要敏锐的观察、很强的政策分寸感，跳闪腾挪的运作能力，一些党报老人具有炉火纯青的造诣。正如人民日报另一位副总编辑王若水，“文革”后为苏绍智、冯兰瑞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认识巧妙地辩护。1979年初理论务虚会上，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联合发言，提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资产阶级，还有个体经济，还允许有一些剥削存在嘛。《经济研究》杂志发表后，胡乔木给杂志写了个纸条，指示组织文章商榷。邓力群在中国社科院扬言：这不是理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
这年7月，中宣部开会讨论叶剑英委员长拟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宣传提纲，谈到对当前错误思想的批判时，把苏-冯文章列为靶子。王若水在会上建议部长胡耀邦和几位副部长看过文章再讨论。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朱穆之副部长后来说仔细看了两遍，文章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叶帅讲话宣传提纲引了要批的话。王若水立刻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单行本，本是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王若水说，“苏－冯文章中的这句话出自胡乔木参与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他们是有根据的。”他一边说一边翻，翻到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满堂惊愕，没有人再坚持批判的意见。散会前，胡耀邦拿过那份宣传提纲，亲笔删掉要批的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杨继绳、萧冬连、鲁利玲对冯兰瑞的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社科文献出版社）
苏绍智、冯兰瑞的理论务虚会发言，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念发先声，这是40多年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理论基石。很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坚定地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然而，风云变幻，保育钧与人民日报编委会一些年富力强的同事未能担起更大的责任。32年前仲夏的一天，保育钧来到不再担任社长的钱李仁家，这位高大的蒙族汉子感时伤怀，失声痛哭。
1996年保育钧奉调全国工商联，任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无奈转岗后，内心一度非常痛苦，曾私下跟报社前同事说，不知道今生自己还能干点什么。然而，优秀的体制中人即使遭遇再多的蹉跎，也要跌跌撞撞地站起来，顽强地放射自己的光和热。在工商联工作的20年，保育钧两次提案促成私产入宪，更以实际行动为非公经济保驾护航。他接触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回城创业知青姜维、北京大碗茶创始人尹盛喜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一位企业家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他不避嫌猜赶到家中看望。
作为保老师80年代的研究生，进入新世纪后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像有的老同志那样写些正面分析时事阐述改革理念的文章？他苦笑道：“我背后没有人。”然而，就是这位江苏南通平民子弟，北上读书，进入党报，在伟大的中国改革启动阶段，奋不顾身地作出了一份历史贡献。
他曾经受秦川委派，代表人民日报直接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汇报工作。党报工作者在离中南海最近的看台上，就近观察改革潮起潮落，有时也跳下舞台客串了一个生龙活虎的角色，令人心惊，也惹人神往。我曾经提醒保老师，不要高估您的健康状况，您要对历史负责。您亲历过80年代很多事情，能不能写些回忆文章？2016年，保老师终于抽出时间，整理了这篇改革初年人民日报农业问题讨论的回忆文章，但不想很快骑鹤西去。如果天假以年，他能否为那个政通人和的年代留下更多感人的细节？
人民日报的一些老同志，历尽大风大浪，痛定思痛，奋发努力，补历史缺憾于万一，就思想体系而言仍属于体制内人士，虽然有的人不见容于体制。记得十年前春节初一晚上，一批老报人在陶然居小聚时，老社长胡绩伟说：我们对局势关心不关心，（已经）没关系了，但心总是热的，活了几十年，总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好。那些年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这段历史，我想我们永远是记得的。
80年代的教科文部主任罗荣兴当场赋诗一首：“文章原为苍生发，风雨方知国士贤。青史难掩功与罪，民心终定后纠先……”
这些老报人、老党员，以党的道德理性为最高行为准则，虽一路走来磕磕碰碰，呛过不少水，依然无怨无悔。对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情怀，王若水晚年做了一点理性分析：“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共产主义者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移，类似宗教。列宁所谓的‘共产党人的自大狂’，也是类似于此，他们好像说‘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这种信心，成为许多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但也产生一种盲目的信仰。”
“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激荡在共产党人胸中的这份自信和自我期许，这份庄严和沉重，被描述得非常到位和感人。虽然有人、有的时候在现实权力的高压下不得不保持沉默、委曲求全，内心备受煎熬；但在另一些特殊的际遇下，他们总要喷薄而出，仗义执言，位卑言重，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胆识。在精神上，他们是不被世俗权力约束和扭曲的自由人。岁月深处种种飞蛾扑火、以卵击石的努力，不失为一种体制的自我修复，即使无力回天却也凸现了体制内人格的雄奇豪迈。
（1991年春节，人民日报部分中年干部看望老领导。前排从左到右：保育钧、余焕椿、钱李仁、陆超褀；后排从左到右：李克夫、杨良化、张宝林、罗荣兴，摄于钱宅。从那一年起，这样的春节小聚持续了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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