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21年6月13日

怎样看待历史?葛剑雄教授无法自洽被吐槽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 葛剑雄教授 讲座摘录

西罗子群

西罗子群9 人赞同了该文章

葛剑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在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精品力作。

一、历史记载,价值观念重于事实

历史是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

例:狩

宋:二帝北狩,清:太后西狩

二、历史历来都是为现实服务,强调政治的合法性

清朝列史,区别《贰臣传》、《忠臣传》 追认忠明反清的忠臣、义民、节妇,使得传统价值观念延续。

高贵的依然高贵,低贱的依然低贱。

清朝入关后做了两件事:修明史 恢复科举。用以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安抚知识分子。

从清朝开始,本朝不写史,但为写史做准备,设立国史馆。所以民国期间最高荣誉:进国史馆列传

三、为什么重视历史?

今天讲历史,就是讲政治,就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历史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中国,人民已经通过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如今面临严峻的考验,网络上的抹黑丑化中国共产党,偏偏编得越是荒诞,越是传播得广,越是有人相信。

四、历史还要坚持真实吗?

历史要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国家也是鼓励我们这样做的,担任十几年历史所所长,从未有任何党政机关干扰过我。可以研究,但要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有利于我们的一定要发表,不利于我们的坚决保密。

研究无禁区,但成果的利用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举例:对于钓鱼岛争端,邓小平对这方面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知道有些事件对祖国是不利的。选择搁置争议,留待后人解决。(个人觉得:邓小平选择搁置争议,另一方面是为了缓和中日关系,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用处很大)但在谈判桌上,明确要求中日双方维持现状。由于当时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在对方手上,这个要求实际上是约束日本。

学生提问

问:当今社会是公有制、工业社会,如何从过去私有制、农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借鉴经验?

答:关键要进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化

转化一定要有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不然最多只有学术意义,没有现实意义,而且绝不只是表面上的 穿汉服 跪拜等等形式。

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反面例子:父母在,不远游

问:在香港统一后,台湾实现统一前后,我们的历史官如何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答:国家统一是最高利益。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分裂事件有着明显的双标。

实话说:当今的世界潮流是有利于分裂的,而且时间是对我们不利的,年青一代受到分裂教育,对两岸同胞的认同感低。

从不放弃使用武力。相信国家一定会有合理的方案。

问:网络上存在不实的污蔑攻击,面对这些严峻挑战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答:网络上存在的这些不实言论,对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可以给出反驳例子。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是很难分别真伪的。

一个简单的原则:如何你不想反对中国共产党,你就应该无条件接受。如果你想探求历史真相,等你具备学术能力,可以去研究。但有一点,要对国家利益负责

你以为世界上有对历史自由解释的国度吗?

历史在任何国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这是普遍的。

当历史事件没有现实意义的时候可以公开。

2021.1.4 讲座摘录编辑于 01-05

13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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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梦楼昨天 10:56 这还是我认识的葛剑雄吗?
西罗子群

西罗子群 (作者) 回复梦楼昨天 12:17哪里变了?

梦楼回复西罗子群 (作者) 昨天 12:39他以前绝对说不出「讲历史,就是讲政治」的话。

慧剑修罗

慧剑修罗23 小时前 葛剑雄,华丽地完成了学者到学奴的转变!真好!骨头碎了一地!

偏安一隅

偏安一隅回复慧剑修罗11 小时前这么负面的评价人家就非常没必要。人家好歹是有骨头被打碎了,你个连骨头都没有的好意思说人家有骨头的?

萧某人8 小时前哈哈这就对了嘛,一堆公知恨国虫且气死了哈哈

耳东9 小时前这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Ed Wang昨天 11:32所以,历史不会重演吗?

西罗子群 (作者) 回复Ed Wang昨天 12:16你是指哪些历史?

buhi17 分钟前他应该把他不需要的那个东西捐给司马迁

傅正之18 小时前把“封建社会”挂在口上,还配作学者吗?

【五柳村言】葛剑雄教授早在2017年12月9日,就在南开大学举办过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的讲座,没有“应该”二字,内容是介绍中国古代的史官和他们所写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是客观的叙述,并未对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表态。这个2021年1月4日在西安交通大学所作的讲演不是客观的介绍事实,而是强调了“今天讲历史,就是讲政治”。难怪有网友提出:“ 这还是我认识的葛剑雄吗?”现将2017年这次的讲座记录也转发于下,以便大家比较研究。

葛剑雄:我们如何对待历史

大道知行知行堂
发布时间: 17-12-0916:53

一、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自己在执行神圣的使命,不应该欺天、欺神,所以他必须根据事实记录,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历史跟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不可能刚刚发生的事情,或者发生不久的事就成为历史,历史也不可能记载所有过去的事情,一方面没有这个记载的条件,即便有这个条件,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把所有过去的事都记录下来。如果真的把它记下来,后人也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历史实际上是人对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意识的、有选择的记录。

为什么人要记录过去的事呢?一开始人类做记录是无意识的,特别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人类记录历史在有文字以前也采取过几大方法,比如说刻画符号,比如说中国古代讲的结绳记事,我怕忘记一件事就打个结,重要的事打两个结或者打个大一点儿的结,以后看到这个结就想到什么;还有利用图画,如一些岩画。所以,一开始时人们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只是想要把这个记下来免得忘了,或者记下来告诉后人。

但是光有这样一种动机是不可能形成世界历史的,所以后来慢慢地就发展到由专人来做记录。你看历史的“史”字,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很多是象形文字,这个“史”字为什么这么写呢?它表示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册,这个“史”字——大家看,一个口,两条腿,“史”一出现就说明已经有专职的人来记录了。

在古代,生产力并不发达,生产者提供的粮食、物资能够养活的人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在供养统治者的时候还要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件事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告诉后人什么事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他们是怎么记录的呢?记的都是什么东西呢?

在他们很多人中,往往不是专门记录历史的,而是一些巫师兼有记录的作用,跟占卜,跟那些巫婆、跳大神的差不多的人,由他们来记录。一些有祭司的国家,由负责祭祀的人去做。所以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巫”跟“史”是不分的,兼有这些功能。

甲骨文里面,有的甚至出现这样的文字:晚上天快黑了,去打猎还打得到吗?他做什么事都要先问问天。他们同时也记了某月某日,他做了什么事。所以有的想法到以后慢慢成为制度,像中国古代那些君主统治者,身边专门有人负责记录他的言行。据说他身边分左右两个人,一个史官专门记他说的话,一个史官专门记他做的事。但是记的内容不能给统治者看,也不给其他人看,要把它密封起来,等这个统治者死了,再打开这个密封的柜子,根据记录的内容整理出他的一部个人的以及这个阶段的历史。

那么问题来了,“史”是为谁记呀?

我们都认为记史为后人,其实更主要的不仅是为后人,而是为天,为神,要记给他们看。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一个观念:人死了,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所以对待他像对待在世时一样,叫视死如生。所以你对他的言行记得好还是不好,对他的影响很大。正因为这样,统治者非常害怕自己有什么坏事被记录在历史里,所以对历史有种敬畏。他不单是敬畏后人,而且是敬畏天,敬畏神。你都做过什么坏事,被记录下来,这个神或者天对你会惩罚,你在另一个世界会不安宁甚至会祸延子孙。在这样一种观念下,中国的统治者不得不敬畏历史,敬畏史官的记录。

另一方面,史官也认为自己在执行神圣的使命,不应该欺天,欺神,所以他必须要根据事实记录,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比如在历史上晋国发生一件事,国君被杀了。当时晋国的史官董狐就记录“赵盾弑其君”,其实赵盾没有弑君,而是这个国君要杀赵盾,于是赵盾出逃了。逃出去后,他的手下人就把国君杀了。所以赵盾就很冤枉:你怎么说是我杀的他呢?董狐怎么说呢?——你虽然逃走,但还没离开国境,作为首相,国君被杀你是有责任的;另外,你回来知道了国君被杀,你也没有去惩罚那个杀国君的人,那不是你弑君是谁?赵盾没有话讲了。用现在话讲就是,你要承担领导责任,虽然这个国君是人家弑的,相当于是你弑的。所以写的是“赵盾弑其君”。这件事受到孔子的赞扬,说董狐是古之良史,所以孔子说“书法不隐”,就是不能够隐瞒这样的事实。

我们看这样的记录实际上不是严格的事实,而是体现一种价值观念,就是你要承担“以下犯上”的罪责。如果你不承担,你就要镇压,就要治他的罪;你不治他的罪,就说明实际上是得到你的支持,或者你要负责任。这是孔子所说的“书法不隐”,这个“书法不隐”是指书写历史的规则不能够隐瞒。

正因为这样,又出现了像齐国太史的事。这也是臣子杀国君的事情,当然那个国君是个偷人妻的昏君,崔杼就把他杀了。齐国的史官如实记录,崔杼又把他给杀了。太史的职务是家族世袭的,他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又照这么写,又相继被杀;这时他的另一个弟弟太史季又来继承这个位子。崔杼问他:“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还照这样写,这是事实。”到这时轮到崔杼害怕了,杀了他也没用,他还是这么写。而且在齐国,另外有一个南史氏也做过史官,他听说史官们相继被杀,马上赶到都城来,准备继承史官的职责继续如实写。

古代就有这么不怕死的史官。支撑他们的是什么力量?那就是:他认为这个历史应该要、必须要如实根据当时的价值观念把它记录下来。

二、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说明“失天命”与“得天命”

为什么中国从先秦的时候就形成重视历史的传统?这不可能像今天我们讲的是因为唯物史观。真正的动力或者说支撑这样一种信念的,其实还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把它解释为人跟自然和谐相处,这是现在的解释。它的本意是天跟人合一。怎么合一呢?就是君权神授——君主的权是天授予你的,这叫天人合一。所以皇帝被称为天子——天的儿子。他死了叫归天。一个朝代兴衰叫得天命或者失天命。这个天命的解释靠什么?就是对以往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进行有选择、有意识地记录,来证明天命,证明天人合一。

比如说《史记·周本纪》里,周朝人的老祖宗后稷是怎么生下来的?说他母亲姜嫄在树林里走路,不小心踩到巨人的脚印,回来就怀孕了,就生下后稷。今天来看当然不是事实,但也是当时的史实,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人类最早的时候是母系社会,所以对女性、对生殖是崇拜的,孩子从女人肚子里生下来,当然她就很了不得。而且在母系社会里“知其母不知其父”,一个女人可以跟不同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孩子生下来以后只知道他妈妈,以后才慢慢过渡到家庭,一夫一妻或者一夫多妻。

但是这种解释不能够突出天的旨意,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故事,实际上就意味着人家可以不知其父——人家的父亲就是天,就是巨人,就是神,所以他注定以后要成为这个部族的首领,要成为后人的始祖。

这种方法以后也一直有,比如说刘邦。《汉书》里记的刘邦,说他妈妈在回家的路上累了,就躺在路旁睡着了,这时候风雨大作,他爸看老婆还没回来就去找,找到那里一看,一条龙盘在刘邦母亲的身上,回来以后她就怀孕了,就生下刘邦。明明白白告诉你,刘邦就是龙子。把这个记在历史里,就表示他的身份与众不同。所以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达到所谓“天人合一”的目的,让你相信君权神授。

在古代历史中还经常会出现所谓的祥瑞——麒麟、凤凰、甘露、灵芝草之类。比如汉高祖进咸阳,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占了一个便宜,因为前面项羽正在跟秦朝大将章邯的军队鏖战,刘邦趁机从武关进了咸阳,据说天空出现了五星连珠这样吉利的天象,说明什么?上天发通知:真命天子出现了。

所以你看《二十四史》里面,各种祥瑞都有专门的记载,同样也有各种灾异的记录。

地震说明什么?是上天给你警告,地都动了;太阳里面出了黑子,太阳是代表君主的,出现了黑子里面肯定有问题了,《春秋》是全世界记载太阳黑子最早的,为什么呢?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太阳里面出现黑子,那你君主就要赶快反省了,是不是动过什么坏脑筋?如果出现日食,太阳给遮住了,肯定旁边有什么反动集团或者被小人所包围,天象、灾异与人事都是相对应的。

另一方面,天文知识必须由官方系统掌握,比如说太史、钦天监才能观测天文,官方规定的人才可以传授,民间私自传授天文,观察天象,这一条就是死罪!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完全根据史书的记载,因为史书里是有选择性的。你看一个朝代昏君一出现,风灾、地震、太阳黑子、沙尘暴之类就都来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地震的记录,是在中国的夏桀时。夏朝快亡国了,就地震了。西周幽王的时候发生“岐山崩”的地震。是不是就发生在这两个年代?不一定,记载历史是有选择性的,通过这些祥瑞、灾异来证明当事人认为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天命。用这个来证明自己的朝代或者当今的皇帝是真命天子,是得天命的;而被他消灭的朝代出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灾害,证明他们必然灭亡。

所以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说明“失天命”与“得天命”。当然它也记载很多其他内容,但是必须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而且要确保政治的正确性。为什么中国有修历史的传统,而且往往一个朝代刚刚建立,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赶快修前朝的历史,你看明朝亡了,清朝入关不久就开始修明朝的历史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开始修民国的历史,台湾很有意见:民国还没有亡,轮到你们修?所以台湾自己有个“国史馆”。以前谈到本朝历史,最多备个稿子准备着,主要是修前朝的历史。同样,民国一建立就赶快修《清史》,等《清史》修好了,1927年北伐胜利,南京政府成立,又说这个修得不好,是诬蔑革命,光说清朝好话,所以不承认,只能叫《清史稿》,不承认是正史。

由此我们知道修史的作用:它的政治意义、它的价值观的意义往往高于本身历史的记录。也正因为这样,任何一部正史,其实也包括那些民间野史,都有它自己的观念,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有意识地记录。

三、孔子作史的时候形成了这样一个标准:价值观念要重于历史事实,或者说政治的正确性要放在第一位

是不是说只有官方记录下来的历史才是事实呢?其实不是,比方说孔子。孔子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他编定了鲁国的历史《春秋》。在孔子作史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标准:价值观念要重于历史事实,或者说政治的正确性要放在第一位。以前有这样的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就这么厉害。他编定一部书,那些乱臣贼子都要害怕。而且认为孔子的春秋笔法真了不得,说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孔子一个字说你好,那就荣耀得不得了,简直比当贵族,穿上华丽的衣服,戴上高帽子荣耀得多;但是孔子如果给你用一个贬义词,那就像受刀斧砍的一样,比它还严厉。怎么贬怎么褒呢?实际上就是孔子用他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来决定他在《春秋》里怎么记载某件事。

孔子还有一个原则:“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那些地位高的人,还有贤人,他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尽量给他隐瞒。有一个例子很明显,比如说孔子在《春秋》里记了这么一件事:“天王狩于河阳。”天王(周天子)到河阳这个地方去狩。狩是打猎,但不是一般的打猎,是以打猎为主的一个隆重的仪式。特别是天王——最高统治者,他要选一个吉日,一般放在秋冬之交,这个时候动物的皮毛都长得好,而且动物在冬眠以前处于很好的状态。这个时候他选定了吉日,带上贵族、官僚、部下,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还有乐队、仪仗队,到了那里也要有一套礼仪,然后狩猎,猎品还要祭祖、祭天,最后再吹吹打打地回来,这叫“狩”。

从表面看就说周天子到河阳狩猎,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诸侯已经把天王当做傀儡了,实际上是几个强大的诸侯在那里会盟,通知天王去开会。这怎么可以呢?他们有什么资格召天王去呢?但是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不得不去。这使他丧失尊严,也是不符合传统礼仪的。所以,孔子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照实际情况记,一是丢天王的脸,另一方面就会肯定诸侯的飞扬跋扈。怎么办呢?他就改用一个“狩”,所以这个“狩”字成了皇帝或者最高统治者倒霉的代名词了。

我们看以后到北宋灭亡的时候,宋徽宗跟他儿子宋钦宗被金国人抓到黑龙江去了,那么宋朝的历史称什么?“二帝北狩”。明明做了俘虏,怎么用了“狩”字呢?这就是孔子发明的记录历史的本领。

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最后逃到西安,清朝官方的文件和报纸的报道叫“太后西狩”——老太太到西面打猎去了,实际上就是逃命。所以我们要知道历史还有这一面。其实宋朝人谁不明白?清朝人难道不知道慈禧太后干什么去了?我们今天看这里记载有点自欺欺人,但这就代表了当时历史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为什么说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呢?宁可事实记得不明不白,但是价值观念不能改变。

四、历史跟现实和政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以往的历史都有这样一个功能,它通过对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包括对历史的删改甚至歪曲,来强调当前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来为现实服务,所以每个朝代都很重视官方修前朝的历史。

你看西晋、东晋、南北朝,时间短,而且分裂,都来不及修史,等到了隋朝统一要修了,时间又太短,不久到了唐朝。唐朝建立后就开史馆修史,从西晋一直修下来修到隋朝。清朝则为明朝修史。还有,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但是因为官员、史官都是原来继承下来的,所以他把前面还没来得及修的宋、辽、金三朝都修,目的不是为宋朝,也不是为辽朝、金朝,而是为本朝服务的。

怎么服务呢?唐太宗修史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南北分裂,北方曾经出现十六国,南方是宋、齐、梁、陈。后来北方出现了北魏,北魏再分为东魏、西魏,又演变为北周、北齐,最后由隋传到唐。大家知道,中国都很重视正统观念的,代表正统政权才有资格叫中国,那种分裂的异族进来的政权往往没有资格叫中国,不是正统。那么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方政权不承认北方是正统,骂他们是“索虏”——头发扎起来的强盗;而北方政权认为他们才是正统,你们南方政权是“岛夷”——逃到海岛上去的野蛮人。

双方都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自己才是中国,而且都有理由——南方政权说,你看我们是被你们的武力赶过来的,我们的文化和制度都是原来从尧舜传下来的,当然我们是正统;而北方政权说,我们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尧舜的地方,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制度也都一样,你们才不是,所以骂他们是岛夷。

史官就请示唐太宗,你让我们修史,我们以谁为正统?谁代表中国?最后唐太宗决定南方、北方都是正统,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规定,北方这些政权修了一部《北史》,南方这些政权修了一部《南史》,地位相同。

唐太宗这样决定当然有他的现实考虑,他本身连唐朝的家族都是北朝演变下来的,最后是北朝变成隋朝,然后隋朝灭掉南方,当然北方是正统,这是没有话讲的。但是你把南方称为“非中国”,或把他们称为“岛夷”,有什么好处呀?唐朝的领土差不多一半是南方的,人口也差不多一半是南方的,连修史的这些大臣、史官都是南方来的,你把自己的一半人民说成不是中国,说是岛夷的后代,对国家有什么好处?相反,如果南北方都是中国,都是平等的,那么现在合起来,当然对自己疆域的统一、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所以唐太宗就做了这个决定。我们现在都可以说他做得很对,但是唐太宗考虑的是当时的全局,他没有必要把这个正统、传统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应该有一个“大一统”的观念,这也是从现实和政治角度考虑的。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大一统”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曾有不止一次的分裂,但是分裂的双方都坚持自己是中国,最后又重新合成一个中国。这个传统在唐朝以后又被元朝继承了——元朝当时也面临这个问题:在需要修史的阶段中,北方是辽朝,南方是宋朝,以后北方是金朝,南方是南宋,元朝就下令三史并修,《辽史》《宋史》《金史》一起修,都是皇帝,都是正统,都平等。蒙古人把这些地方都合在一起,而且扩大了。当然,这种统一的观念体现在历史里,就是告诉大家:国家的这个“分”是暂时的,最后一定是“合”的。

◎本文原载于《今晚报》(文章根据葛剑雄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座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定),转载请注明。

曹普:北京中科院的自杀海归们

2021-06-11 11:00

1950年8月,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离开美国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文革批斗,中科院被迫害致死的研究人员达229名

文革期间,在北京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

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当时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1925年12月24日,陈绍澧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1948年从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50年获得衣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

1950年陈绍澧回国,在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工作,后被调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文革期间,陈绍澧被说成是从美国回来的特务,遭到迫害,后来自杀了。

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自杀的。1917年,周华章出生于江苏江阴,1939年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3月赴美留学,1952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刚到美国时就公开表明了自己支持共产党,后还多次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警告,在美国国务院安全小组被建立“存盘”。

1953年1月周华章回到国内,任职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文革开始后,周华章被说成是“特务”、“里通外国”,并被软禁在家中。当时有一张题为“周华章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这使得他心理压力很大,寝食难安,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1925年林鸿荪出生于天津,1943年春高中尚未毕业就随父亲(印度中国银行行长)去了印度,后考入加尔各答大学化学系。1945年春赴美,1947年毕业于特拉华大学化工系,1949年获得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

1950年夏天,林鸿荪放弃不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与夫人杨友鸾一起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工作。文革刚开始,他就被指责为特务,并隔离审查,后服安眠药自尽。林鸿荪的亲属认为自杀证据不足,而且不能排除他杀的嫌疑。

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1918年10月20日,程世祜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1941年从西北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曾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实习生。1945年,程世祜通过国民党教育部考试去了英国,先后在曼彻斯特电器设备厂、格拉斯哥城的机械制造厂实习。1949年9月赴美留学,1950年获犹他大学机械系硕士学位,后获得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博士学位。

1955年1月回到国内,后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工作。根据1988年我采访李恒德的谈话记录,当时李恒德回忆说“程世祜是芝加哥大学的,他从美国回来后,人家说,你在美国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来?”文革开始后,程世祜被指责成特务,受到迫害而自杀。

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自杀的。1920年萧光琰出生于日本(祖籍福建福州),后移居美国。1942年毕业于坡摩那大学化学系,194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冶金研究所研究员、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

1950年回国,后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抗美援朝、反右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萧光琰都因直率的个性惹来不大不小的麻烦。文革开始后,他却未能逃此劫难,被人怀疑是特务为美国提供情报,1968年10月5日被关进牛棚。有人对他进行审问,对他拳打脚踢,甚至使用皮鞭,打得他遍体鳞伤。当时还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博士的谐音)。

在饱受了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后,萧光琰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当天下午,萧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的美籍华人甄素辉被拉到化学物理所,被要求继续交待萧光琰的罪行。

在萧光琰夫妇被揪斗后,他们15岁的女儿小洛连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12月14日,甄素辉和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

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自杀的。1917年,董铁宝出生于江苏武进,193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参加抗日抢修滇缅公路桥梁工作,1945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

1956年,董铁宝偕妻子梅镇安和三个孩子绕道欧洲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根据1988年我采访梅祖彦的谈话记录,当时梅祖彦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1954~1956年回国的这批人被叫做‘特务集团’。我们给中国代表团写的那封信,没在名单上签名的被叫做特务集团的成员,在名单上签了名字的,更是这样了。当时北大数学系的董铁宝被逼死跟这个事也有关系。董铁宝离开美国以后,有人把他的稿费汇到中国来。这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罪状。在文革的时候,被说成给他汇来的是特务活动经费。后来他被逼得没办法,自杀了。”

有一天,董铁宝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关押他的北大学生楼28楼,在北大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了。

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1918年陈天池出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从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赴美留学,截至1949年先后获得路易斯安那大学研究院硕士、博士学位。

1950年9月陈天池回到国内,在南开大学任职,后曾担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总支书记兼副所长。文革期间,他被指责为“特务”、“里通外国”。

周寿宪是1976年5月自杀的。1925年周寿宪出生于江苏淮安,1946年获得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1947年赴美留学,1949年和1951年分别获得密歇根大学电讯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搞过磁心位移寄存器的科学研究。

1955年周寿宪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文革期间,周寿宪被看作是从美国回来的特务,被整疯了,不堪忍受精神折磨,在其住所跳楼自尽。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份子受到残酷迫害。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

来源:作者博客

中科大教授阮耀钟:教育必须去政治化!

来源:作者博客 2021-05-24 14:36:39 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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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教授阮耀钟:教育必须去政治化!

作者:阮耀钟

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

   2019年4月,我度过了80岁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实的“80后”。

  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校园的生活──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接着又留校教书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住在校园里!这一辈子,我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一辈子经历了新中国的“教育改革”。因此,我很想在有生之年谈谈自己对教育的几点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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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耀钟

  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往事历历,我依然记忆犹新。读初中时,我学的是英语,髙中和大学改学了俄语。念高中时,学的是米丘林学说,并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现在,事实证明,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对的)。1958年我上大学时,国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培养党的驯服工具,让人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旧教育”,全国停课闹革命,从1966年至1969年大学4年不招生。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能叫大学生吗?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一代人。1977年,恢复高考,第三次开启了教育的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如今,教育改革已折腾了几十年,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

  如此看来,说什么培养这样那样接班人,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我认为,教育像科学研究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的首届毕业生。科大是1958年创办的。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认为,科大办得比较成功。一位科大89级的校友曾给我发了个英文邮件,译成中文如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自1949年后高等教育史上成就最令人惊奇的。在一部长达6小时由美国制作的《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文献片中,只介绍了一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80年代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几分钟介绍,这是影片中介绍的唯一的一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如果有一天有人写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1958年到现在最重要的大学。

  也许你会说,上面这些话是科大学生说的,不足为据,谁不说自己的学校好呢?但是,科大培养的本科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比率高于千分之一,高居全国高校之首。另外,根据2000-2010年发表论文的引用率而确定的全球最优秀的100名材料学家名单中,前5位中有4位是中国科大校友——杨培东(第一)、殷亚东(第二)、夏幼南(第四)、孙玉刚(第五),令人称奇[3]。仅举上述二例,已足以说明,科大在人才培养上是成功的。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了6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以下三点也许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相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大教授,再加上校领导比较开明,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安排,全听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说了算。

  在此,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据黄吉虎回忆,钱学森给科大1958级近代力学系讲《火箭技术概论》,期末考试从上午8点30分开始考试,是开卷考试,可以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做过的作业。考试一共有两道题目,第一道是概念题,占30分,这道题还比较好做,第二道题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没有一个人交卷。钱先生一直在考场陪着同学们。到中午了,钱先生说,先去吃饭吧,吃完了午饭回来再考。说真的,午饭谁也吃不好,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道难题。当时的考风真好,在饭厅和来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试题,没有互相讨论的。那时的人们都认为,作弊是十分丑恶的事情,所有的同学都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大概在下午三点多钟,陆续有四位同学晕倒,被监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余同学继续苦战,一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当时,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书是怎么教的?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题目是怎么出的?等黄吉虎他们快毕业时,钱学森说,你们的数理基础不行,得延长半年毕业。二话没说,黄吉虎他们就延长半年毕业,教授说了算。从这个例子,我想足以说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办学”相对也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科大给学生讲课的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专家,当时的口号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给我们上课的专家都没来合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猴子就称“大王”了,谁愿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绝无人干涉。1980年,我在美国碰到一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说,她想做什么课题,必须经她老师同意。老师要她做什么课题,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师三十年代有过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发展,落伍了,她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我还只是个讲师,选什么研究课题全由自己作主。并且科大下迁后,不少新的校系领导都是我们的同学,相互直呼其名,谁也不敢摆领导的架子,所以整个科大民主气氛特浓。后来等我们这些“猴子”当了教授,我们尝到过学术自由的甜头,科大学术自由的风气自然也一代一代往下传。

  第三,科大相对的比其它学校宽容。

  科大第一任党委书记郁文收罗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单位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充实科大的教学队伍,有人说,郁文发了笔“洋财”。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保护了这笔“洋财”,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所以,正因为科大的宽容,能做到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年,对科大的宽容深有体会。我在科大一辈子没挨过整,一辈子没整过人,就得益于科大的宽容。在此,我再讲个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年,我与国内外三十多位朋友编《F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编。

  一天,我接到老干部处打来的电话,说是接省里的通知,要我们编的书暂停。我到老干部处找这位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志,申述理由,这位同志最后答应我们可以继续编。领导请我“喝茶”时,我多次讲,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老同志的宽容!

  和老干部处给我打电话的同一天,福州市领导也登门找林祥榕。第二天,福州市领导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实交待。林祥榕说;“我都八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我就认为FLZ了不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便可知科大的宽容。

  其实,这三条决不是科大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科大只是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已。

  退休后,我一直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原是殖民地,建国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头号強国,这是为什么?我想,这必定与美国的教育有关。紧接着的问题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谈三点浅见。

  第一,美国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网上有文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撰写的誓词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

  我的初稿曾送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科技史王作跃教授审阅。他指出,上面这段话不是杰斐逊所讲,而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赛根(Carl Sagan)在1992年7月4日,在杰斐逊故居芒特切罗的独立日庆祝会和入籍仪式上的讲话。

  他说:“……所以,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公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随大流,而应该保持质疑。你们几分钟之后就要进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你们的誓言里应该包含类似下列的内容:‘我承诺我将质疑我的领导们所告诉我的一切。’这倒真是杰斐逊的思想。‘我承诺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诺去发展我的思想独立性。我承诺加强自己的教育,这样我就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而如果这些话不是你们誓言的一部分,你们还是可以做出这些承诺的。在我看来,这些承诺将是你们给你们的国家【美国】的礼物。”

  虽然不是杰斐逊说的,而是卡尔·赛根说的;不是小学生誓词,而是公民誓词中应新加的。但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美国公民应该做到这三点。

  美国教育强调怀疑精神。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回答“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时说:“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你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会如何独立思考。”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培养了创新精神。而我们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这不许怀疑,那不许妄议。

  第二,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美国父母送孩子上小学时,说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学习!”据我所知,美国是从高中开始抓紧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几乎是“玩命”。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美国大学4年,对美国学生而言是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然而,我们的教育有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紧,这种补习课,那种培训班,几乎使人眼花缭乱,小学生就忙得不得了。

  我们的教育是前紧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学后就放松了。而中国的大学又是严进宽出,学生几乎个个都能毕业。中国大学生是放松的4年,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三,其实这一点对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二点更重要。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

  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三人教授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概10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要。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

  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

  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还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到最好。难怪牛津大学现在还是世界一流。

  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学第 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人的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真可谓“精挑细选”产生的。哈佛大学第 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搜寻工作历时一年,是何等慎重!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瞎折腾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我也觉得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在此谈两点浅见。1.“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重视教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咬着牙重视教育,才有今日之发展。

  十八大之后,我们科大来了几百外国留学生。我的左右邻居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们一个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钱简单装修了一下,家俱全是旧的,一件新家俱都没买。

  仅是装修,包括购买家用电器,我总共花了十几万,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大一笔钱。而外国留学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学校花钱装修的,家俱、家用电器配备齐全,都是新的。科大哪来的钱,全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

  2018年3月,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预算清单[9]中得知,2018年来华留学生的预算总数高达33亿2千万元,来华留学生资助标准,一个普通的本科生,资助高达6万7千元,博士接近10万元!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纳税人的钱化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化在外国留学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我来自农村。1952年小学毕业时,可以去考绍兴一中。可我的初中是在农村念的,因为农村的学校距我家近,且我念的初中的师资力量并不比城里的初中差。

  可是,现在农村的教育资源比城里差得很多很多!1955年我初中毕业时,很多农村同学去杭州制氧机厂工作,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都成了城市户口。

  1958年我高中毕业,大学招生在分线面前人人平等,不像现在,考名牌大学,安徽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要高很多。凭什么北京的录取分数线可以低很多?理由何在?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哪位能给我一个解释?“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这是我的座右铭。退休后,雄心己无,但良心未缺,想到这些,我的良心很不安!

  我念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学费都很便宜,上大学不要学费。现在,我的外孙女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一年要两万多元人民币。须知, 2017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多一点点。

  科大校友潘荣华对我说,佐治亚州有一个Hope scholarship program, 高中毕业B以上,上本州公立学校,就免学费。科大校友陈祥旭对我说,加州州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满额在$8000 上下,但是,每年的实际平均学费只有 $3500 左右。

  也就是说,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都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减免。很多经济困难的家庭根本就不用支付学费。顶级私立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家庭年收入$12 万以下(具体数字也许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学费。

  社区学院(相当于国内的大专),每年学费应该在 1000 美元左右。而我们的教育,如今成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这是教育产业化的后果。教育本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岂能作为赚钱的手段,它违背了教育道德。

  众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应保护青少年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世界历史中,首创在青年人当中搞党派政治团体的人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团组织,让青年人给他反动政治当炮灰。

  张伯苓是位老教育家,张伯苓本人是基督徒,也是国民党员,但他在学生中既不宣传基督教,也不宣传国民党教义,而是保护师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扰,让学生安心为祖国复兴复强而学习。

  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张在大学教育中推行党派政治教育,西南联大没有政治课。西南联大的高等教育是最成功的,杰出人才辈出。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现在,有的大学在学生中招“信息员”,还有报酬,据说,连续当三年信息员,可以免试保研。“信息员”的职责是专门收集老师的错话,向上汇报。谁能保证不说错话?我奉劝同学们千万别去当“信息员”,别做这种缺德的亊。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参加WTO之后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国的教育要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

  以上是我的书生之见,也许是错误的,今冒大不讳,大胆进言。不少人是临死前才讲真话,我不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肯定知道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远远没有钱先生聪明,总是笨头笨脑,直来直去。

  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的一小部分,估计还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回答,主要是不敢继续回答。

  有一句话说的好,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应该让人讲真话!

  致谢本文定稿前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尤其是经数位中国科技大学校友多次审阅、修改,深表感谢!我过去写文章,从不请人修改。而这篇文章,我写了近半个月时间,写了十几稿。我写学术论文还从来没有这么费劲过,更没请人帮忙修改。这篇文章是我化的时间最长、最费劲的。我这个人讲话一贯直来直去,不知道讲真话也要有技巧和策略,第一次学技巧,所以才费劲。

  可以说,此文是集体之作,反映了众多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