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21年6月14日

陋兰：圣婴，死了

原创 孙盛起 陋H兰的速朽文 2020-05-24

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距离那年的春节还有一个星期，圣婴死了。

　　她是一个音乐神童，一个天才，一个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的天使。她本应成为一个国家的荣耀和骄傲。事实上，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她确实为她的国家争得了前无古人的荣耀。

　　1953年，年仅16岁的圣婴初露锋芒，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18岁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开始蜚声海外；20岁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成为把金质奖章挂在胸前的中国第一人；21岁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钢琴比赛，与后来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的毛里奇奥·波利尼分获男女最高奖，使世界乐坛为之震惊；23岁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比赛，获赠象征最高荣誉的肖邦石膏手模……

　　她被海外音乐界称为“中国钢琴五圣手”之首，是百年不遇的音乐圣婴，是国宝级的钢琴女神，是造物主送给人类的珍贵礼物。

　　国际音乐权威将最美好的赞誉献给了她：“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她是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一个真正的钢琴诗人，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

　　圣婴美丽而娴静，与世无争。她听从天使般纯真、纯净的灵魂的召唤，心无旁骛地徜徉在音乐的仙境之中。她为钢琴而生，为钢琴而活。她只想把美妙的琴声留在人间，为此拒绝一切情感，甚至包括令人迷醉的男女之恋。

　　然而，现实的冷酷和污浊却在蚕食着她洁净的生活，将她一步步逼进深渊。

　　1955年8月29日，就在18岁的圣婴举办第一次独奏音乐会的前4天，家里闯进几个不速之客，他们给她的父亲——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参谋、参与指挥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顾高地将军——戴上冰冷的手铐，以“反革命罪”予以逮捕（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

　　这是一次永别。

　　清纯的圣婴茫然不知所措。年少的她还不懂得政治的险恶，很多事情还搞不明白，但她知道一点：被抓走的是她的爸爸，是生她养她育她爱她的亲爸爸，无论爸爸被扣上多大的黑锅，她也不能去恨。她从琴凳上站起来，忍着泪水，小声对爸爸说：“我爱国家，也爱爸爸。”

　　从那以后，圣婴的身上就背负了“反革命子女”的罪名。在那个株连的年代，一人获罪，全家受刑。她不知道爸爸被关在哪里，甚至不知道音讯全无的爸爸是死是活。她决定替爸爸赎罪，幻想以自己的努力和顺从能够使爸爸早日回家。她拼命地练琴，服从组织的一切安排，将所获得的所有荣誉都归功于组织。

　　1958年在日内瓦获得国际音乐比赛金奖之后，几个国家的演出经纪人邀她签约，要安排她去世界各地演出，那样的话她不仅能誉满全球，还能得到极其丰厚的物质回报，这对母亲没有工作、弟弟还在上学、整个家庭靠她一人支撑的圣婴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般的机会。可是，她拒绝了。她说：“我的一切活动都听从我们国家的安排。”

　　那么，她的顺从换来了什么呢？一切都是徒劳的。

　　终于，1966年，那场风暴席卷而来。

　　心纯如水的圣婴被扣上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红卫兵们不仅自己动手对他们的老师拳打脚踢，还逼迫被斗者之间互殴。曾经倍受尊敬的师长们哪能忍受如此凌辱？于是圣婴所在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自杀了，钢琴系主任李翠贞自杀了，圣婴的邻居傅雷夫妇也自杀了……

　　1967年1月31日，圣婴被红卫兵带到乐团全体员工面前进行批斗，这些“人”用肮脏的手狠扇天使的耳光、将她剃成阴阳头、揪着她的头发逼迫她下跪谢罪……

　　天使何罪之有？她是那样的纯净，那样的圣洁，她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美玉，带给人间的只有美好而没有一点儿疵瑕。——哦，在某些人眼里，天使的美好正是被羞辱被玷污被毁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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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婴，纯洁高贵的圣婴，她无力使天地澄明，唯一能做的，就是化羽为蝶，飞离污浊的尘世，不给肮脏的手再一次羞辱自己的机会。

　　当天晚上，圣婴和母亲、弟弟三人，紧闭家中门窗，打开煤气阀门，和死神携手而去。他们以死向那个时代表示最大的蔑视！

　　那年，圣婴29岁。

　　1975年，整整服刑20年后，顾高地将军出狱。他兴奋地回家，迫切地想听到女儿的琴声，可是，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甚至家人都没有了——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家破人亡，他被孤零零地抛在了这个世界上。他悲痛欲绝。

　　1982年，俄国老太太、钢琴教育家克拉夫琴科被请到上海进行教学交流。当得知1957年留学莫斯科时住在她家里的那个纯真的天使已经在15年前香消玉殒时，她放声大哭：“上帝呀！上帝呀！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顾圣婴，这么完美的女孩，上帝不会再给我们了！”

　　笔者写到这里，也禁不住掩面落泪。

　　顾圣婴的死，以及众多“不会再有的”物华天宝的死，映射出那个时代的黑暗。在痛彻心腑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曾经横行的“人们”今安在？你们还好吗？你们不忏悔吗？

陈丕显笔下的福建大饥荒

易生的博客(2012-06-14 19:07:07)

 作者：陈丕显 　  
　
按：陈丕显,“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引自官方评价），在上世纪三年大饥荒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本文摘自他的回忆录。

上世纪的三年大饥荒，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治下的四川省，以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才是大饥荒的重灾区。而陈丕显先生本文中所描述的福建省，远不是重灾区。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

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

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捌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各县县委书记来了以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饿死——8000人左右

（下面陈丕显同志说到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救济，省里决定马上拨粮给龙岩地区1300万斤）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

本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 陈丕显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引注： 我的名字本叫春分妹子，因我是春分这一天生的，按家乡的习惯，常把男孩名字取成女性名字，说是这样容易带大成人。后来上学时，私塾老师嫌我这名字女性化，又土气，为我取了一个学名叫“陈丕显”，把“春分”作为小名。

木桩：我家的邻居——有海外关系的上海人

木桩 青衣仙子4天前

我家的邻居
木桩 | 文


文革中，我家被扫地出门，搬进了上海靠近郊外的新村房。那里本来是一片农地，六十年代，在农地上建造了一大群五层楼的新村楼房。住户很杂，大部分是工人、职员、教师、劳动模范、机关干部，也有些各行各业的名人，像电影演员达式常、漫画家乐小英、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还有电影导演谢晋也住在那里。新村区有两栋楼和其他楼不同，那是用外汇购买的，住着一批印尼的归国华桥；也有外汇支持的家庭，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我家邻居是个孤老太太，大户人家出身，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做过国民政府的什么妇女官，似乎是个蛮大的头衔。想必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锋芒毕露，爱出风头，喜欢抛头露面，谁能料到以后的事呢？49年后，她被送进了监狱，判了无期徒刑。据说在监狱里，老太太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思想改造得很好，减刑为20 年。老太太感激不尽，越加起劲地学习毛著，还大谈心得体会，所以提前释放了，但身份仍然定为历史反革命。老太太出狱后住在北京女儿家，本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岂知那位党员女婿，一介七品芝麻官，狗眼看人低，经常冷言冷语，话里带刺，好像占了他便宜似的，老太太哪能听不出来？苦于寄人篱下，只得忍声吞气，女儿则敢怒不敢言。老太太也是有骨气的，终究受不了这样的窝囊气，一赌气来了上海。老太太有个儿子在加拿大，是化学工程师，给母亲买了一套新村的房子，从此，我们成了好邻居。

晚上，听到轻轻的扣门声，便是老太太来了，一脸的笑容可掬，她是来拿“参考消息”的。我家里有从伯父家中拿来的“参考消息”，老太太很喜欢看。有一天，被楼上那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小赤佬撞见了，说老太太是历史反革命，被管制的人，不能看“参考”。小赤佬去居委会告发，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下把老太太吓吓得够呛，再也不敢来拿“参考消息”了。我灵机一动，充当了传递员，把“参考消息”藏在怀里，衣服盖好，趁黑夜偷偷地溜过去，轻轻扣门三下，老太太赶紧开门，探出头来，左右张望，接过“参考消息”，赶紧关门，拉紧窗帘。这情形就如同搞地下活动似的。

我家楼下住的是三姐妹，高中考不上，高不成，低不就，赖在家里做社会青年。她们父母离异，母亲去了法国，给三个女儿买了套新村房。这三姐妹个个如花似玉，细皮嫩肉，娇里娇气，嗲声嗲气，烫着头发，穿着国外寄来的布拉吉，小脚裤子，尖头皮鞋，街坊邻居批评她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也难怪，那年头，革命宣传画中的人物，个个是胳膊粗壮的工农兵，一只拳头紧握在胸，另一只手臂高高举起，一脸的愤怒，穿的服装不是一身蓝就是一身绿。三姐妹的穿戴，当然显得另类了。

电影导演谢晋住在隔壁一栋楼的四楼，他有四个子女。长女是弱智，看上去些许迟钝，倒也无别样。第二个是男孩，谢天谢地，是个聪明的孩子，高大英俊，不仅没有半点的痴呆，而且遗传了父亲的智慧，继承了父亲的行业，在一个文工团里工作。第三个和第四个都是男孩，一个叫阿三，一个叫阿四，这是两个智障孩子。这倆兄弟长得非常像，双胞胎似的，外人很难分清谁是阿三谁是阿四。谢家雇了一个家庭教师，是个中年妇女，从教会来的，戴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邻居七姑八婆，背后指指戳戳，说她很坏，我看不出她有任何坏的地方，为何要去损她？心里有些许愤愤不平。有时侯在弄堂里，可以看到家庭教师带着阿三阿四，一前一后，阿三阿四斜着眼睛，歪着嘴巴，流着口水，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有些不道德的野蛮小鬼，在弄堂口候着，见阿三阿四走过来了，便在后面扔石头，叫阿三阿四吃泥土，吃蚯蚓……

谢晋的父亲当年胸前挂着牌子，写着“土豪劣绅”四个字。谢父高大，挺拔，儒雅，庞眉白发，拄着一根拐杖，俨然一副绅士派头。悲惨的是，他在文革中服毒自杀了。谢晋的母亲平时深居简出，偶尔见到她，也是神态麻木，气色阴沉，不与人搭话，但是脸上那些精致的轮廓残余犹在，总也遮不住曾经的美人胚子。那天，她是从四楼的阳台上坠落下去摔死的，怎么会坠落下去的呢？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自杀，也有的说是被阿三阿四推下去的，听来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邻居说，人掉在地上了，阿三阿四在四楼阳台上拍手叫好，还叫大家快来看！竟然有人编派这种耸人听闻的故事，我不相信。我亲眼看到老太太面朝下，伏在地上，身上盖了一块白布，我不敢走近看，只是远远地撇了一眼，赶紧逃回家。那天晚上，脑子里不断浮现出白天见到的一幕景象，挥之不去，非常难受，晚饭也吃不下，想呕吐，结果发高烧了。

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他的父母，一个服毒，一个坠楼。谢晋急急赶回家收拾惨局。楼前围着看热闹的群众，我也挤在里面。谢晋脸色惨白，面无表情，没有哭泣，没有眼泪，没有语言。他急速办完事，随着殡葬车匆匆离开。人群里没有人讲话，而用眼泪凝视，用手帕都感到多余了。大家目送殡葬车远去，默默散开，拖着缓慢的脚步离去。那幕景象，不能不触动我，不能不触动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悲痛欲绝的人，他的悲痛却不敢表示出来，表示出来意味着更大的灾难，这是一个痛心的逻辑。

每当逢年过节，父亲，隔壁的历史反革命老太太，15号里的漫画家乐小英，谢晋的父亲（自杀前），前楼那个“反动学术权威”，后楼那个“国民党特务”……反正都有名堂的，统统归在“牛鬼蛇神”的队列中。这些白发苍苍，儒雅斯文的老人，拄着拐杖，巍巍颠颠地去居委会集合报到，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低着头，弯着腰，保持九十度姿势，洗耳恭听。那个马列大妈，不识得几个字，苦大仇深，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大声训斥，严肃警告：不许乱说乱动，不许搞破坏活动。

我问父亲：爸爸，你们为什么要搞破坏活动？

父亲回答说：我们老了，搞不动破坏了，搞破坏的是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

只要略有文明记忆的上海老一辈，一定记得，他们那一代的绅士精神，贵族文化，曾经被歌颂，被崇尚，被模仿，成为传统，被后代继承。可悲的是，文革时却从细微末节处开始彻底铲除，从文明的精雅部位进行疯狂扫荡，用一种明知低劣的文化取而代之。 我是在旧文化和新时代的交替中，圣洁和邪恶的厮杀中，高尚和低劣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积我大半生的经验，我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该排斥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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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为伟：我记忆中的阎长贵老人

和阎老不很熟的时候，一次去接他开会，老人见我，很郑重热情地称我同志。当时我心里微微有些想笑，千禧年都过去十年了，谁见面还“同志，同志”的？看来老人在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工作一辈子，习惯也难改了。

我住回城里，距阎老家近了，常来常往。每次约好接老人外出，阎老总会按约定时间地点，老早站马路边等。我告诉老人多少次，路上堵，您迟些出门，在家听电话就成了。他总是憨憨地笑笑，嘴里念叨着:“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好停车……”。以致后来，阎老在他单位——求是杂志社正门口等我，矮矮胖胖，前后张望顾盼，担心错过车的样子，就印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2009年，红旗出版社出版阎长贵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在现代史学术圈引起关注热议，经久不息。那时候很多大陆学者在香港的出版社出人文社科类著述的较多。我就问阎老，您们干嘛不去香港出书呢？阎老说：“单位要给出，都工作一辈子了，就听单位安排吧。”“那他们给您们签版税合同了？”老人笑笑：“签什么版税合同，说给我们按稿费算。稿费就稿费吧。”老人接着说了个数字，我记不清了，总之相比这书的学术价值和第一版印数，稿费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可老人很不在意，只要有向老人要书的，有求必应。后来，索性让我搬走两箱，说你那儿经常有人去，又都是搞现代史的，你帮着给他们吧。

那几年，阎老和民刊“往事”的版主郑仲兵、李宇锋来往很多。一次我看到阎老和王（广宇）老小声嘀咕啥，有些发愁的样子。后来王老告诉我，宇锋他们办 “往事”多年，有投入，少产出，费用困难了。他和阎老商量，春节“往事”口述历史的当事人再聚会，他俩来出钱，不能再让宇锋破费。

《问史求信集》之后，老人一段时间转向江青研究。本来么，老人从1966年春上进“红旗”，到1967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结果，一年光景就被江青投进监狱，直到1975年才被半解放。阎老的韶华年景就这样蹉跎了。要说呢，阎老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从《问史求信集》一书的风格看，他研究江青最有发言权，也最使人信服。后来我去看阎老时，他时常叨念写江青这事，我就问，您觉着能说江青年轻时就很不好吗？老人说：江青能抛弃大上海歌舞升平生活和电影明星地位，投奔延安，只能说明她那时是进步青年。后来怎么一步步走到文革那种状态，从根本上讲，权力才是最重要的腐蚀剂。

后来，老人还跟我提过，你现在跟着做记忆，你对自己今后学习研究方向有什么想法？你是女性，应该关注江青研究，从女性心理状态来分析江青现象，可能会更得心应手。在党内，江青这种现象，不只江青一个人，只是她最典型吧。实话说，对江青，江青现象，我提不起太大兴趣。一段时间后，老人也许有些失望，也就不再提这事了。后来，关于江青，老人自己出了两本书，那已是后话了。

我和阎老交往这么些年，虽然阎老书中写过，我还是总想再问问阎老怎么看自己那几年的监狱生活，可又不知如何张口。一次，在宇锋那里，我随意和阎老老伴儿江阿姨聊过几句，我说：“阿姨，阎老六八年冬春被抓进秦城，您带着两个儿子，又没啥收入，可怎么过呢？”江阿姨带着浓浓的山东聊城口音，很感叹地跟我说了几句，可也只有这么几句，就过去了。说时，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痛苦。阎老不大提这些往事。就是提起，也象在说别人的过往。更甚者，一次阎老竟说：在监狱里，他们老不提审，我还会盼着（提审），总是有人能说说话吧！说完，竟自己也呵呵笑起来。再有时，忆起囹圄之难，老人总会把话题转到农场，说他七五年到湖南一家农场变相劳改，场长待他不错，连他回京上访，都很支持帮助之类。阎老，昔日虽切肤之痛，却不大想与他人分享此等个人的难以忍受和伤怀。

时间长了，老两口去哪儿有时会叫上我。江阿姨只有两个儿子，话里话外叨念，要有个闺女就更好了。

转眼到一三年早春，阎老和阿姨找我商量，问我能不能陪阎老去趟上海。阎老和我讲了个中缘由，还带我去见过相关的人。我说，阿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阎老。

三八节过后，我和阎老启程沪上，这是阎老第一次乘高铁。是年，阎老七十有六。

到上海已过中午休息时间，我想让老人先歇歇，有啥事明天再说吧。可路途上，我们就不断接到电话，有上海学者要见阎老。老人没大听我的劝说，草草在路边饭铺吃过下午餐，就回旅店等客人了。来客闲谈到晚九时半，好歹劝走。

第二天一早敲开阎老房门，老人神清气爽，告诉我这几天要约的人，他昨天下午都电话联系过了。

第一站是最难的，阎老和我心里都有数。上午九点多，我们到戚本禹家楼下。阎老让我用自己手机拨戚老电话，戚有个习惯，不接陌生号码来电。手机接通后我转给阎老。谁承想，阎老没说两句，就把电话退还我。电话那头戚老有些调侃：“为——伟，你跟我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怎么记得你是男的呢？我认识你吗？”我心里有数，这是几年前的故事穿帮了，戚在问我到底算哪头的。好歹哄了几句吧。我们都明白，其实他只不过有些欲就还休的矜持罢了。阎老已到沪上，戚不是意气用事之人，哪有不见之理？

戚住在一栋千禧年前后建成的高层公寓里，在北楼二十层。进屋后，首先扑进眼里的，是厅里满满的有年代感的各种书柜书架，琳琅满目线装书和现代书籍，屋内装修大约也是千禧年风格。

始一见面，戚假装不看阎，也不打招呼，只与我寒暄。突然他没有由头地直视起阎老，大声数落开来：“你干嘛否定文革？你参加没参加？你参加了！你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你自己！我告诉你，——”说到这，戚手指头在阎面前一点一点的，更气愤地说：“你赶紧写文章，批判你现在的观点，改正错误，赶紧回到左派队伍中来，大家还是能原谅你的！”

这时的阎老，稳稳地坐在许多书围绕的两人座榆木沙发上，不点头，也不摇头，胖胖的手放在自己圆圆的肚子上，和颜悦色，笑眯眯地听着……

在来之前，我曾问过阎老，是不是给戚老带一本《问史求信集》？阎老说：“不用，他肯定看过了。不给他。”

正想着，我突然觉着眼前画风变了，俩老头儿开始叙起旧事。阎老趁这个档口，说明来意，希望戚能按照希望继续完成他的回忆录。戚得到这样口风，和阎的互动看上去比刚才和谐多了。

中午，阎请戚便餐，闲谈中得知戚从上海档案馆退休，每月只有一千六百元生活费。阎老心心念念和我叨唠好几次，很快给有关部门打报告，请求提高戚的退休金。阎不喜欢戚，也不送他书，但为其做了这件事。

和戚分手时，我才感到，几年不见，戚的步履垂老蹒跚。记忆中，上次见他，老人还能隔天去游泳。

阎老在上海的工作节奏快而有条不紊。我脑补着大约半个世纪前他的工作状态，能想到他年轻时的干练。

记得阎老讲过他毕业分配的事。1961年，当时红旗杂志的关锋提议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小组，打报告向康生要人。康生说，那就从人大哲学系招两个学生吧，要白砖那种类型的。对康生的这个要求，学校感到很不好理解。最后结果是把阎长贵推荐上去。阎当时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优秀。阎老后来讲，他是关锋的学生，就是和进红旗后一直跟着关锋学习有关。阎老晚年，对关锋老伴儿、家人还多有关心帮助。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阎老老跟我说，他挺感谢党的，他是苦出身，要不是解放了，他根本没机会上中学，更甭提大学了。说实话，不知怎么，如果换一个人和我这样说，我会很隔膜。可阎老说，我没这感觉。我觉着，阎老说的是心里话。

大约阎老回京后不久，老病根儿——抑郁症发作，人低沉下来，眼神呆滞，脸色焦黄发暗。很多学术界的老朋友来看他，请他吃饭。阎老不拒绝，也不说笑。即便说话，脸上也没啥表情，声音比以前低八度。我问阿姨，阎老以前啥时候犯过这病？老伴儿说，九几年犯过。什么原因，也说不上。九几年，也许就是阎老去做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之后的事吧？

后来前地院蔡新平老师老伴经常去开导阎老，老人的抑郁症好转了。蔡老师告诉我：“我夫人只和他和他老伴聊家长里短，绝不说政治社会的事。那是他抑郁的病根。”一辈子浸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老人，却因谈政治、社会而抑郁，这是阎老个人的病痛？

大概也就是不愿谈社会政治的心结吧，对以前工作上的事，阎老也少有提起。只在写江青时，说到看档案，阎老有些感叹：“我还是太老实了。写薄一波的时候，我是可以到中央第一档案馆查资料的。可惜那时候没多记一些，查完要用的，就完了。那时我要多记录些多好啊。现在都能用上了。后来我再去，人家就不给我查了……”

耄耋之年后，阎老不小心腿骨折了。小阎觉着父亲再不能住四楼爬楼梯，给老人想法设法换了套一层带小院的单元房。快要搬家前，老人叫我去说，我把研究江青的一些书留给你，余的我都跟单位说，让他们拉走吧。新房子地方小，放不下啊。

又过年把，我们去阎老新居恭贺老两口乔迁之喜。阿姨告诉我，单位来了辆大卡车，把阎老资料书籍都拉走了：“给你的，你今天带走吧。”我应着，然后一大波人乱纷纷到阎老家附近一处叫大食堂的饭馆吃饭，这事就撂下了。

世事无常，还以为有很多时日，可以经常去看看老两口，和他们随便聊聊家常，可以……。转眼一切都过去了。就像以往那样，我又翻过一页，告别了一位可亲可近的长者。

                                      草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二零二一年五月端午上午

                                       定稿于端午次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