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刊》编者按：古老中原，到现代出了「水旱蝗汤」，四九後改 为「水旱谎党」，愈贫瘠愈产「极左」，这是从河南产生的规 律吗？富饶的豫南竟闹出饿死百万人的惨祸，今日郑州大水， 跟「左倾思潮」有关吗？「中国崛起」在古老中原是什么效 应，这场大水可以提供什么教训？】
河南人最爱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种文化 优越感。潼关以西，黄淮之间的这块黄土，当真是随地一脚 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阳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马寺 是亚洲大陆的佛教「祖廷」，那一带的农地至今还是海外垂 涎的出土文物「高产田」，一犁耙下去兴许就掘出个武则天 朝的熏炉来；东边的巩县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东南走是武 林胜地嵩山少林寺，再往东就是开封，那个「水浒传」和「清 明上河图」里的京师汴梁，如此等等，在历史文物方面，中 原人除了还要往西边的长安咸阳让一分，便睨视天下，连燕 京、建康也不放在眼里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原极度衰落，但 那种以古老悠久为荣的心态还在。
不过，中原的古迹也是所剩无几。从东汉末董卓焚洛阳、 唐武宗灭佛砸龙门石窟、南宋时刘庸掘宋陵、明末李自成淹 开封，到近代已是一片铜驼荆棘。这半个世纪文物的最大劫 难自然是「文革」，人们又蜂拥去砸龙门石窟，幸好本地的 红卫兵接到指令前去保护;但在洛阳的另一头，白马寺大队 支书带农民冲进寺内，砸碎了一千多年前的辽代泥塑十八罗 汉，还烧了两千年前高僧鸠目什罗从印度驼来的贝叶经。後 来，落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非要朝拜「祖廷」白马寺， 弄得周恩来只好把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香山碧云寺的清 代夹苎十八罗汉，运来洛阳顶替。
中原本来极富饶，哺育了一个最长久的文明之後，只剩 下脊薄黄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种「耗竭式」 的资源利用模式，使中国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能源危机，富 7/44 比罗马帝国的北宋，中国经济已达峰颠却不可能迈进现代经 济的门槛，最大的障隘是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留在这块黄 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随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迹和传统虚荣，却 注定要捱贫受穷。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本世纪以 来兵频仍，盗贼蜂起，各种战祸蹂躏中原，到四十年代，河 南人说自己的家园是所谓「水、旱、蝗、汤」的苦境，那「汤」 是指驻扎中原的汤恩伯部队。这四个字，到 1949 年以後， 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谎、党」。
河南党与「谎祸」（证实了河南骗子多）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南江浙一带，抗战 时又内移川中，中原一直是兵祸的走廊，虽未成为可被革命 割据的边区地带，但也出现过豫南大别山（内战时期）和黄 河北岸冀鲁豫（抗战时期）两处「红色根据地」。
二十年代豫西偃师一带有个中学教员，名叫吴芝圃，搞 了一场农民暴动，就跑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受业于毛泽东，是 一个典型的狂热小知识分子。这个人日後成为河南的执政者， 加上「水旱蝗汤」本已是生成「乌托邦」迷狂的温床，于是 五零年代河南成为合作化运动最高涨的省份，出现了好几个 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 是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的。这反过来也导致了河南的党组织 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的作风。
大跃进前一年，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 1957 年夏天，河南省长吴芝圃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 在全省批判以潘复生为代表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 下面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党内外大抓「小潘复生」，一 切实事求是、体察民情的声音都消声匿迹，从此养成河南干 部凶蛮无理、欺压百姓无所忌惮的臭名昭著的作风，至今依 然。
研究中国的大跃进，必须分析从河南产生的「公共食堂」 制度，因为它是後来造成大面积饥荒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1958 年七月，在从合作社合并为公社的风潮中，河南个别地 8/44 方自发办起公共食堂，吴芝圃抓住这个苗头，要求全省效法， 家家户户停灶到食堂吃饭。吴芝圃提出的口号是不准一家农 户烟囱冒烟，甚至挨家挨户没收铁锅，通通拿去炼钢。一个 月後，河南就出现 27 万个食堂，参加人数占农村人口的百 分之七十九，为全国之最。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 这颇符合他所憧憬的东汉三斗米道的「吃饭不要钱」，因而 也要求全国效法。但各省多有抵制。後来的大饥荒证明，公 共食堂办得凶、解散得晚的省分，饿死人就多。
1958 年春 季，吴芝圃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一年之内在河 南全省实现小麦亩产四百斤、水稻五百斤，水利化，「四无 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 诱发了普遍的吹牛浮夸之风，如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 麦每亩产量高达 7，320 斤；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 120 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这起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 我们就给他」，等等。1958 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 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 4，000 亿斤），北戴 河会议便把 1958 年的粮食总产定为 7，000 亿斤，登报向全 世界吹牛。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 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 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 追究说谎的责任。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粮食呢？河南的吴芝圃 自然是牛皮吹得最大的。1958 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 281 亿斤，可省委硬是向中央上报了 702 亿斤，于是河南的各级 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 交不出粮食的农民。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 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
1959 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全省实产 210 亿斤。8 月中旬吴芝圃开完庐山会议下山来，立即召开 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再一次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高潮。这一次，他把右倾的罪名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 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 伸手派、秋後算帐派、炉前摇头派），人人对号，人人过关， 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同时，吴芝圃硬要把灾年 当丰年，明明只有二百多亿斤产量，他竟估产为 450 亿斤， 用这样高出一倍的指标向农民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指 标，就是「小彭德怀」；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 来吊打追逼，名曰「拔白旗」、「反瞒产」。如此凶狠的追逼， 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粮，统统搜刮而去。 到 1960 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地公共食堂普遍断炊， 农民开始偷偷挖地里未成熟的青庄稼，後来就只有挖草根、 剥树皮、吃观音土了。
信阳事件
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 生的。
1959 年冬天开始发生大饥荒的消息，最早从河南传出来。 那是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从老家亲戚偷偷写来的信里发现的。 据说，连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大别山老家的哥哥， 也沦落到要饭的境地。对这些零星消息，北京只去向河南省 委作一般的查询，河南省委也极力掩盖。直到大饥荒的消息 越传越凶，在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严厉追问下，河南省 委才承认灾情严重。等到 1960 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赴 河南调查时，死亡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已是饿殍盈野。中共党 史上称此为「信阳事件」。这是中共自大跃进以来处理的第 一个饥饿事件，也是全国唯一得到处理的饥饿事件。信阳事 发後，疯狂的大跃进才渐渐停下来。从此以後，中共对信阳 事件以及大跃进中饿死人的情况，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也 不准任何人涉足。河南的老百姓说：那是毛主席脸上的疤瘌。
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京广铁路贯穿其间。东 南部是大别山区，紧靠安徽，极为贫穷；北部数县又是淮河 支流洪汝河流域，近代以来一直是水患频仍的老灾区。只有 南端与湖北接壤，已属江汉平原，盛产稻米，算得上是鱼米 10/44 之乡，人口一千万。信阳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 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查牙山卫星合作社，在 1958 年 4 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 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 件事是河南、湖北的一些合作社互相比赛放高产卫星，你争 我夺，信口雌黄，放出一个个弥天大谎，最後是信阳的西平 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已达 7，320 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 的最大一个卫星，当时的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突出加以报 导，使信阳名声大噪。至今人们提起中国大跃进的荒唐，总 会举到这件事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名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 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自然是他推 行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1959 年 庐山会议以後，路宪文愈加积极地执行毛泽东和吴芝圃的极 左政策，在信阳展开又一次对农民的疯狂掠夺。在这次狂潮 中，全区不仅处处私设公堂，打人成风，而且公安部门也任 意抓人。据後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 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七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 正式逮捕 1，774 人，其中 369 人死在狱中;拘留 10，720 人， 其中死在拘留所 667 人。信阳老百姓形容当时的恐怖情形说： 「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 人还！」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 动手打过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 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 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後 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不得不称这个时期的信阳 「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在如此残酷的追逼之下，农民手中的粮食被搜尽，到 1960 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也普遍断粮。在大跃进的 公共食堂制度下，只要食堂一断炊，全村人就都无处吃饭。 有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于是农民开始大量外出逃荒。 如果那时共产党允许人们逃荒，或许象信阳这样的地方不至 11/44 于饿死上百万人。但是，据中央工作组的报告记载，当时路 宪文指示社队干部派民兵封锁村庄，指示城镇机关、工厂、 学校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 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并下令公安局「限期消灭外流」。 路宪文这样做，显然是害怕信阳断粮的情形传出去，与信阳 这样一个大跃进「先进」地区的名声不符。中央工作组的报 告里记载着当时路宪文的讲话，他说：「不是没有粮食，而 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这个报告还称 他「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 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 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 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 个数字，是根据中央工作组的粗略统计。这个数字的最早出 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 1961 年 4 月间的一个讲话中， 他在那次讲话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 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 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 639 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 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里大人死光了的孤儿竟 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1961 年初，刘少奇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 任重，率领工作组赴郑州处理信阳事件，大兴问罪之师，逮 捕了全河南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约八千人，集中整肃，交代 罪行。据工作组的档案记载，大饥荒使河南全省死亡人数在 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土地荒芜四百四十余 万亩，拆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据说毛泽东得知实情， 放声大哭。吴芝圃当时也自请死刑。但到最後他非但没有受 到任何惩罚，反而升调中南局任第三书记，并且一直是中央 委员。「文革」後中央还为他平了反。原定枪决以平民愤的 路宪文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後来也留了活口，据说是毛 泽东讲的，「信阳事件」一个不杀，因为责任在他自己和中 央。路宪文也一直被关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文革」 结束後，他还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错」案的风头， 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陶铸、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 胡耀邦批示道：如果连路宪文这样人都要平反，我们还搞什 么拨乱反正?
中州「文革」
信阳事件後河南来了一位新「巡抚」，叫刘建勋。此人 籍贯河北，早年在保定读书时，参与过高蠡暴动。大跃进当 中他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据说较早发现饿死人，抢救及时， 灾情不重，因而颇得北京赏识，派来河南恢复民气。刘建勋 倒是个不爱争强好胜的人，上任後于民休息，凡事留有余地， 河南从此甘居中下游，不报高指标。
但是这位刘书记又过于阴柔，官场里工于心计，上任没 几年碰上「文革」，知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 1966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抛出他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後，刘建勋立即效法，但做得比毛还「阴损」，他一面秘密 与郑州大学的红卫兵头头党言川联络，授意其炮打河南省委， 另一面又召集省委紧急会议，部署各级党委坚决顶住。在这 当儿，刘却飘然逸出，亲自出来支持红卫兵。这一着棋，颇 得毛之真传，立即被接纳进入「红色司令部」，在大批河南 干部挂牌挨斗之时，刘却调京去作「京兆尹」了。
当时「候补」在河南省委书记处里有个山西人名叫纪登 奎，挨斗最凶，死去活来。造反派「二七公社」把他抢来藏 着，以备後用。谁料 1967 年毛泽东路经河南竟问起这个纪 登奎，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原来，大跃进时毛视 察许昌，颇欣赏当时的地委书记纪登奎。这点姻缘， 又引 出许多故事，例如後来纪登奎做到政治局常委，是处理林彪 事件时唯一紧随周恩来左右的人。
1967 年七月武汉事件後，在毛泽东支持下，全国造反派 大夺权，刘建勋回河南成立革委会，起用纪登奎，还有一个 武汉空军政委王新，七月武汉陈再道兵谏时护过毛泽东的驾， 三人主事河南，人称「刘王纪」。他们自然以「二七公社」 一派掌权，清洗所有「保皇派」，在河南稳稳地统治了十年。 这种「造反派」上台执政的情形，「文革」中也就上海王洪 文的「工人赤卫队」办到了。待「九大」纪登奎进京後，朝 里有了人，刘建勋坐得更稳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後，刘 又开始接近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复出搞整顿，他不买帐， 以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建勋在北京当面批判他 过去在二野时的上司邓小平，结下不解之怨。1976 年粉碎「四 人帮」後，刘建勋罢官、纪登奎遭贬、河南大翻个，「二七 公社」各级头目纷纷入狱。刘建勋受审查後被开除党籍，直 到临死前，才由他的老友李先念向中央说情，赶到病床前宣 布恢复他的党籍。与毛泽东有知遇之恩的纪登奎，後来虽受 到赵紫阳的特别关照，一度还可望复出，但终于未成，抑郁 而死。
邓小平时代的河南毫无特色。改革刚起步时，毗邻的安 徽率先搞起「连产承包」，四川立即跟进，天下都说「要吃 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河南不敢为天下先，只是 谨慎守摊，待改革大潮涌起，茫然无措，省委换了几茬，还 是不死不活。象河南这样的内陆农业大省，一无临海靠港的 优势，二无丰厚的地下资源，本来就缺乏吸引外资的魅力， 再无中央的优惠，便只好滞留在农业时代苦熬。依照所谓” 马太效应”，中原与东南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中原性格
中原民风纯朴，宗法社会隐约还在，农人靠天吃饭，观 念不易趋新，维系稳定仍是传统力量。虽有一百多年西风东 渐，除城市逐渐开化，乡间还是乡土中国。中原生态环境恶 化已上千年，人们与洪水旱灾周旋，苦境中习以为常，忍耐 和狡黠内化在性格中，这种性格的极致，是所谓「貌似忠厚， 内藏奸诈」，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位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不 过中原人的脾气，以顺从迎合为主，沉默软抗为辅， 能吃 苦耐劳，少创造精神，容易被道德宗教所慑服。 以这四十年应对共产党统治来说，颇可见出中原人的性 格。中原从来不是东南蒋家政权的势力范围，但也不是西北 中共的范围。淮海大战中共胜利的基础，在于苏豫皖鲁四省农村的土改。五零年代初，中共靠合作化运动，从农民手中 夺回土地，有镇反和「三反五反」的暴力作铺垫，并扶助赤 贫的农村流氓，胁迫富裕农民入社。以写河南合作化运动着 称的作家李准，本是洛阳郊区一个小会计，因几分钱的误帐 被打成「老虎」，开除公职。他胸有点墨，悟出这场土地争 夺的结局，农民一定惨败，于是迎合时势，不断深入农村生 活，偏偏曲解河南的现实，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 专写改造农民的小说和电影，这种「李准现象」正是河南人 性格的一个写照。
中共政权深入县以下，瓦解宗法制度，又收回土地，等 于将农人彻底赶出传统环境，令其在思想制度高度合模、统 管吃喝拉撒睡的「公社」里生活，农人失去任何传统的反抗 手段。因此，当河南发生大饥荒，景况惨烈到易子相食的境 地，居然无人造反，不少地方的农人竟是围在国家粮库周围 纷纷饿毙。这场劫难後，在农村干部个个似阎王的河南，却 又出了一个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被兰考人奉若青天，正好让 共产党拿去宣传，把大饥荒里丢掉的脸面又赚了回去。暴力 和道德「两条腿走路」，把个中原制得伏伏贴贴。将近三十 年里，河南农人每年向全国提供大量小麦，但河南人要饭的 名声却传遍全国，他们自己年年吃糠咽菜，住茅草房，承受 各种水旱灾害，农村的破败甚于 1949 年以前，加上生育失 控，人口猛增，教育萎缩，生态恶化，河南人的素质急剧下 降，中州原野遍布沉默无言的茫茫人海，人与自然同时退化， 这样的地区，中国传统难以复苏，正好成为基督教顺畅进入 的地方。今日中国近八千万基督徒中，河南人数居首位。
河南中古人才辈出，中唐後文明南移，近代中原人才凋 零，俊杰稀少。进入现代，从豫北黄河拐弯的滞洪区里，出 了一个农家子弟赵紫阳，少年时只在武汉读过高中，抗日中 参加共产党，以後在南方做官，不知是否受了香港的影响， 这个赵紫阳竟是共产党里最懂市场经济的官员，在中国的改 革中成为第一流的治世能臣。此人性格中传统痕迹尚在，做 人还讲道德，做官还讲风骨。邓小平对赵有知遇之恩，赵从 15/44 来未尚稍有违抗，但在 1989 年的学潮危机中，他不愿再作 邓的挡箭牌，一面力谏不可镇压，一面向学生剖白苦衷，然 後悬崖撒手，退出对抗;事後他又信守初衷，绝不认错，丝 毫不给邓小平这个面子，颇得海内外敬重。赵紫阳此举，是 对中原人性格的一次大突破。
——作者脸书
转自周末文刊2021 年第 31 期 7 月 31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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