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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愚公的误会

据网名【九夜】在信息交流中保存的文本重新发出。

2019-03-30
陶世龙:愚公的误会

Posted June 27, 2013

五柳村编者按:本文曾于2004年发表在《三思科学》复载于人民网和五柳村。写这篇文章,是因愚公之志固可嘉,愚公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可取,缺乏科学思维之故。希望通过纠正这一已广为传播的概念,引起对科学的重视。今见《 中国青年报 》发表的王学进《愚公移山精神研究会能研究什么》一文( 2013年06月27日)指出,如用今人的眼光解读愚公精神,可以得出好几种否定性评价,论述周详,许多见解与当年本文所见相合。人民网上的这篇文章还在,遂据以再在五柳村介绍出来,—201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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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认识地球的误区(五):愚公的误会

陶世龙

2004年11月15日13:46

(喜马拉雅,地球的脊梁。NASA空间照片)

愚公移山的故事,流传很广,智叟认为愚公想以一家之力,把太行、王屋这样的大山搬掉,办不到。愚公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 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于是智叟无言以对,成了被嘲讽的对象。

愚公一家可以生殖繁衍,而 山不加增,至少在辩论上听来似乎有理,但他这个理论的基础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太行山,还有中国许多高山,都是近千百万年来一直在上升,喜马拉雅山更为显 著,近期测得的数据,一年升高5-10毫米。珠穆朗玛现在是世界最高峰,可原来是海底,在不到200万年的时间内,从和海平面一样高,进而达到现在的高 度;须知它在升出海面后便要受到各种自然力的破坏剥蚀,今天的8848米,是抵消了这些损耗的结果。如果它在成为山后便不再上升,早就天然地夷平了。

山的上升,也就是体积在不断加增;上升1毫米,意味着1平方公里面积上要增加1000立方米的土石方,重几千吨,以太行山之大,愚公一家三个劳动力,又是要运到渤海去,一年才能往返一次,他们搬走的远不如加增的多,愚公立论不能成立,但智叟也没有懂得这一点。

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说愚公和智叟都没智慧,那时的人,只能靠自己的感觉器官来观察自然,而像山的上升,即便是一年100毫米,也难以察觉的。所以在古 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以为山、连同整个大地都是稳定不变的。稳如泰山成为无庸置疑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长期是中国社会中的 主流思想。

不过也不是绝对不能认识,因为可以从自然界一些事物的变化来比较分析,中国古代便有过“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桑多 变”这类认为地面形态会变化的思想。遗憾的是,中国的古代贤哲,缺少对自然认真地探究,而且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指导下,即使地面的形态出现了明显的变 动,如大地震发生时地裂山崩,也不就自然本身去寻找原因,而用这是上天的惩罚来解释。愚公移山这样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没有人从科学的角度去考究,更不奇 怪了。

地质学的建立,纠正了愚公的误会,人们可以从构成这些大山的地层及其中包含的化石,判断出它发生过的变化。太行山、喜马拉雅山还在上升,都是运用地质学的知识与方法,找到了证据才说的。

峡谷的出现。就是山体还在上升的有力证据,因为只有山体持续上升,河流中的水才会持续向河床底下的岩石冲刷侵蚀,使它不断加深,成为陡峭壁立的峡谷,正 因为如此,所以喜马拉雅山区能有世界第一的大峡谷。太行山中也有峡谷存在。北京的西山是太行山的馀脉,南口、居庸关一带便有曾为文人雅士游览刻石的小型峡 谷。

河流两侧出现的台阶状的平地,证明这里曾经稳定而又升高。

因为河流下蚀的深度,受到它要进入的湖或海的水面 高度的限制,在那里的海拔高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便会到达下蚀的极限,转为向两侧侵蚀,使河滩的面积扩大,成为平地的开拓者。这些平地当时是和河流水面差 不多高,涨水时就会被淹没,给河滩淤积泥土,布满卵石;现在高出河面很多,离河岸也远了,昔日的河滩,升高为今天的阶地;在阶地上可以找到河边才有的卵 石。有力地说明了地势的升高,

一个地方出现的阶地,常常从上到下有多级,说明这里升起又暂时稳定下来不止一次。

在北京西山,阶地是很容易见到的,明十三陵便都是建造在阶地上,北京猿人居住过的周口店也有。

所以要找寻山在上升的证据并不难。当然,要是没有地质学的知识,看见了也只能失之交臂,而地质学的知识越多,找到的证据也越多。譬如说构成珠穆朗玛峰的 岩石是石灰岩,便可证明珠穆朗玛峰原来是海底,因为石灰岩一般是海里形成的,找到只有海洋里才能生存的生物的化石,证据就更充足了。喜马拉雅山上找到过多 种海洋生物的化石,其中鱼龙的化石特别引人注目,鱼龙不是恐龙,只是海里才有。

在喜马拉雅山上,海拔4000-6000米的高度,发现了今天只能在低于2000米高的地方才能有的植物化石,也可以证明这里原来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在测出积累这些岩层需要的时间后,更可算出它上升的速度了。

现代的大地测量,特别是用激光来测量距离的方法出现以后,地面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微小变化,都能即时查出。山体有没有上升,更可以直接观测判断了。

当然,也不是说地球上的山,现在都还在升高,只是一部分,但恰恰在中国是如此。这是地球最近历史时期,在岩石圈中发生的两个相邻板块撞击的最强烈地质事 件,正好发生在我国西南边境一带。原本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印巴次大陆向北移动,终于碰撞在一起,中间的结合部位受到挤压,隆起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我 国广大地区都受其影响。象太行山在一亿多年前形成后,本已趋向稳定,顶部的峰峦,已因受到风化剥蚀而消失,变得比较平坦;河流的两侧也因流水的侵蚀和堆 积,开拓出小块平地。但随着喜马拉雅山的上升,太行山也再一次升起而有了今天的形态。我国境内的山,大多有这样的经历。远在加拿大东海岸从东北向西南延伸 到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和欧洲与亚洲之间的乌拉尔山,则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便都已变得比较低平,自然界倒是真有这样的“愚公”,把破坏了的山石沙土搬到海里 去,主要是流水的作用。

当然,编制愚公移山这个带有神话色彩寓言的作者,并不是在探究自然,而是借题发挥,用来赞扬那种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作用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也是在显示他辩论的智慧。但他的立论经不起科学的分析,科学要求事实为基础,但愚公则并不考核事实。而且即便如所想象的 “山不加增”,像他的做法也是不现实,不可取的,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好空谈,不务实,缺少科学精神的缺陷。

我发现有位网友雨声就此提出疑问,他说:

关于“愚公移山”,我从哪个方面都想不通。 他想把山搬走,就不说现代的环保和生态的观点,也不说他对邻居等的影响,仅仅从他个人的利益说,他也是得不 偿失的。您想呀,他家面前有座山,影响了他的出入,他感到不方便,他可以搬家呀,那才需要多少时间和金钱呀?!他偏不!他要搬山!那山是好搬的?!他还有 理:我搬不完,有儿子,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呜乎哀哉!几代的人就为了搬山?!搬山为了什么?为了出门方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以及精力都花费在这方面上?—怨不得中国这样呢!

有人说了,愚公移山只是说明了一种精神!

我真不知道这种精神是什么。请问:那山最后是怎么搬走的?—是“神”移走的!

这就是愚公的精神吗?!

雨声时空http://yusheng.boy.net.cn/index.htm

问的好!愚公移山故事的流传和受到欢迎,正好给那种大赞“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协调的说法打了一记耳光。

愚公移山的故事首见于《列子·汤问篇》,《列子》据说是战国时人列御寇(或作 列圄寇)所著,此人据说能御风而行,后来成仙了,后世把他归入道家一类。 当时诸子百家争鸣,为压倒对方,常假托远古不可考的故事乃至神话以逞口舌之辩,其间不乏卓越的思想火花,但同时颇多惑人的诡辩,而不必以事实为依据,仅出 于一己之玄想的也不少。

比起来,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倒是务实的态度,但似乎人们更喜欢那种空泛的豪言壮语,想成仙的总是比不相信神仙的人要多。

在有个网站上看到一个什么修炼人发表的对愚公移山的看法,更使我吃惊,因为他说:“愚公原来是个神,故事中的智叟原来是个常人。师父说:‘佛、道、神他 们没有人的观念,没有常人这种思维方法’。……如果你是以一个神的想法去对待问题,自然会带来神的状态;如果是以一个常人的思维对待自己遭遇到的问题,当 然见到的也就是人的景象。愚公对待家门前的两座大山,没有常人心,神迹显现了。而那位‘智叟’则会永远迷在常人的假象中兜圈子。

可谓语无伦次,但他是煞有介事。世界已进入科学时代的今天,实在是应该自省了。

当然,对于古人,是不必也不应责难的,那时人类还处于童年时代,对自然、对地球的认识,自然具有童年幼稚的弱点。就是地质学对地球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纠正谬误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譬如对喜马拉雅山的形成,便有过多种解释,就是在今天,也不是什么都清楚了。

地壳是地质学中一个常用的名词。地壳运动也已为大家所熟知,用地壳运动强烈来说明地震的发生、山的形成,大家也多能理解。但当初地壳这个词的提出,其实也是出于误会。

所以出现认识的错误是不足怪的,重要的是能不断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认识,这正是科学的特点,在地质学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附录]《列子·汤问篇》中“愚公移山”故事的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 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 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扣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 矣,汝之不惠。以残年馀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 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朔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五柳村据〈三思科学〉版本制作
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许秀华)

陶德坚:牌坊–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

在中国,无论在通都大邑,还是在僻壤山乡,您都会不时看到一种特别的建筑物–牌坊。它们向人们述说着历史,保持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牌坊–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

陶德坚著

到过北京的人,没有不知道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的,这是几处挺热闹的商业区,因有过一座或四座牌楼而得名。后来人们慢慢地把牌楼二字节约了;50年代初,这些牌楼又被认为有碍交通而拆去了。但是“老北京”仍很难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因为这些牌楼与附近建筑构成的场所,不仅仅是交易之处,而象西方的广场那样,是露天的客厅,民间交谊之所,富有人情味。左图是日本人东野描绘的清朝嘉庆年间东四牌楼的情景,让我们现在还能在纸上一睹古都的市井生活风貌。

 

这是新增插图 1900年时北京哈德门,其牌楼样式与东四及西四的牌楼相同–世龙注

 

牌楼与牌坊

牌楼是牌坊的俗称,正史及志书中均作牌坊或简称坊而无牌楼字样。清人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1885)中提及东、西单和东、西四时就说得明白:“就日坊北大街,俗称东单牌楼大街”。“瞻云坊北大街,俗称西单牌楼大街”。“东大市街有坊四: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东四牌楼大街”。“西大市街有坊四:东曰行仁,西阅履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

牌坊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在近代,她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漂洋过海,在世界不少城市均有修建牌坊之举。

牌坊与坊制

牌坊是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里或坊的大门演变而来;里是坊的前身。里坊制是周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沿用的一种编民制度。是赋税、力役、兵丁之源,其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都有密切的关系。《汉书·食货志》对里的组织和教育作用有清楚的的说明:“殷周之盛,诗书之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师古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视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于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师古曰: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里是一种用围墙封闭起来的基本聚居单位,由里胥掌管里门。里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其适应于管理的使用功能,里门还担负着彰善瘅恶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旌门之制。

旌门之制的起源

旌门之制起源于周朝,在《尚书·毕命》中就有记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旌别淑匿,表厥宅里,彰善瘅恶”。这是说周灭殷后,将殷民迁至成周,经过了三代,康王认为其中不少人已改造成了顺民,故让毕公将他们区分出来,住到不同的里中,不使其受顽民的影响,在这种“善者”聚居的里门外,树旌旗作为标志。当时是以旌旗来区分贵贱等级的:天子为日月旗、诸侯交龙旗、孤卿红旗、士大夫白边红旗、师都熊虎旗、州里鸟隼旗、县鄙龟蛇旗。志书上没有说明给这些善者之里树何种旗,但总有旌表之意。此后逐渐形成一种旌门制度,不过并未沿用树旗这种办法,而是改用文字来表旌美之意。如燕昭王四年(公元前308年)表甘需之墟为明真里,即将其里门上的匾牌刻上“明真”二字。从此,里门就有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作用,后来牌坊的旌表功能实滥觞于此。

为坊

改里为坊是北魏以后的事。《魏书·世宗本纪》有“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记载,说明此时已改称坊;但到隋开皇(581-600年)中,京都诸坊又改称里;再至唐武德七年(624年),又下令将邑中之里改称为坊。名称改来改去,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只是反映了当时世多战乱,户口流失,或假磨慕沙门、或阴附豪强以逃避调役所以统治者要对其重组以加强管理,在改朝换代时换一换名称。这样改的次数多了,里、坊经常混用或干脆称为里坊

坊与防

《洛阳伽蓝记》成书在北魏世宗改里为坊后数十年,但该书仍称里:“京师……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且在书中特别说明:“归正里,民间称为吴人坊”。“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坊就是防的意思,狮子、老虎、异族和经常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的王子们,在老百姓看来都是需要防的,但当权者更要防的是还老百姓,里改称坊,更能体现建立这种编民制的本意。从宋人吕大防(1027-1097)主持复原的长安图碑残片中,可以看到光宅、翊善、长乐三坊,在图中就是用围墙和坊门来表示“坊”这个基本的聚居区的概念的。这些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门,日落时敲街鼓60下后即关闭坊门,一般的老百姓和官员均不许直接向坊外开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享受直接向坊外开门的待遇。所以对坊的管理作用着重体现在对坊门的管理上;而对坊内老百姓的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按教化之意来取坊名,将刻有坊名的匾牌悬挂于坊门上让老百姓进进出出均受到教化的作用。这些坊名往往是在规划时就决定了的。

坊制与坊巷制

坊门演变成牌坊,是唐以后的事。由于商业与手工业日益发展,城市人口密集,城市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宵禁制度已不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随着宵禁制度的取消,坊墙及坊门均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封闭的里坊制遂过渡为开放的坊巷制;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离开了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产生棋盘格式里坊制的地理环境),到了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是促成里坊制向坊巷制转变的一个原因。坊巷制即仍保持坊的编民制的行政组织,但民宅均沿街巷布置,直接向街巷开门,在街头、巷口树一个类似坊门但无门扇的标志,其上悬挂坊名的匾牌–牌坊从此产生。

牌坊–坊巷的门牌

自从改为坊巷制以后,坊的围墙取消了,坊,仅仅是一种行政区划,能够体现坊的只有坊的标志牌坊而已,牌坊与坊似乎已成为一体,所以乾脆把牌坊称作坊,我们在看史料时首先要辨明这“坊”是聚居区还是牌坊。例如浙江《镇海县志》载:嘉定八年(1215),代理知县戴栩“始立门牌,各以坊市旧事”建了通利坊、永安坊、景福坊、荣贵坊、淑孝坊、富德坊、亨济坊、柔远坊、栖凤坊、孝行坊、和丰坊、保定坊、善庆坊、上安坊、清宴坊、洪化坊、仙桂坊、神秀坊、宝山坊;从该县志的附图–宝庆县治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个坊均是按编民的老规矩建立的行政区划的名称,是坊巷制而不是里坊制,其中有通利坊等等4个坊用牌坊作为标志,还有五个坊未设牌坊,仅是地域的位置,从图2看来,这五个坊均位于城市的边缘。图中还有引铺、西KE(石旁加可)、利涉道三座牌坊,从坊名上看与其他作为坊名的牌坊不同,未加坊字,这三座坊是作为道口、水闸等的标志物,可见,此时的牌坊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标志建筑而扩大了其使用范围了。

牌坊–商业的标志

牌坊作为坊门的演变物,自然也保存了坊门的旌表功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明清两代旌表成为牌坊的主要功能,所以有人把牌坊称为中国所特有的个人纪念碑。明朝的牌坊,以科举(状元、进士……)和高官(尚书、御史……)牌坊为多;(左图,安徽歙县1584年示建的明代大学士许国石坊)清朝则以贞节孝义牌坊为多(右图,四川的一座节孝坊)。据《吴县(今苏州)志》载,明时吴县境中共有牌坊123座,其中科举高官的占99座;清时牌坊113座,其中节孝坊有力7座。再如前面提到的镇海县,明时50座牌坊中,高官、科举的占34座;清时49座牌坊中除孝子、乐善好施两座牌坊外,其余47座全被贞女节妇占去了。每一座贞节牌坊,都记载着一段悲惨的反人性的历史,对妇女压迫的程度与贞节牌坊的数量是成正比的。明清两代“个人纪念碑”泛滥,可能与旌表政策放宽有关。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旌门法式中所述:“旌门之式,旧最繁重……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由于官府所费不多,自然可以放宽审批,于是中了科举和做了大官的人,自有巴结者张罗,为其树坊,而家族人等,也愿抬出个把孝子节妇以为门第增光,一时竟纷纷立坊,成为时尚。也有对这种立坊之事不以为然者,如范正平不愿接受地方官为他家树立“忠直牌坊”,他说:“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以耸动庸俗,不可也。”总之,这种“个人纪念碑”往往几代人后即无人照管而自然损坏了;象安徽歙县棠越村的七座贞节石牌坊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很难得的,木牌坊毁于战火自不必说,即使是石牌坊有时也难逃厄运,如《灵宝县志》光绪二年(1876)刊本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有牌坊八十座,因流寇陷城,欲于潼关筑坚城,利用牌坊之石巨而近,遂拆运以去仅余三耳。”又如兴城县城内大街上有两座为守边大将树的石牌坊,其中一座在文革中被拆毁了。

 

牌坊–公共建筑序列的组成部份

牌坊不仅具有标志和旌表作用,还是构成建筑空间,加强公共建筑群体序列和轴线作用的建筑处理手段,由于牌坊本身能使视线穿透,所以用它来围合的空间较之中国建筑习用的用围墙和建筑来围合的封闭的庭院来得通透、开朗和活泼,所以自从有了牌坊这种建筑类型后,在学宫庙宇等前面,往往都用牌坊来组成一个学前庙前广场。中国建筑十分重视空间序列,往往用中轴线将一幢幢建筑和一个个庭院串连起来,使人在沿着轴线绕过一幢幢建筑后,体会到建筑群体的恢宏,但这种在头脑中形成的虚轴线往往不易体会,所以一般人只有登上景山才能体会到从正阳门经故宫、景山直到地安门钟鼓楼这条轴线的宏伟气势。相反,西方建筑的轴线是实在的,是由两旁建筑所限定,使视线只能沿着一定的方向看过去,所以轴线和视线是一致的,易于理解的,尽管不易产生那样宏伟的气势却具有直观性。牌坊出现以后就使中国的建筑序列增加了可理解性,因为牌坊是可容视线穿透的,将牌坊组合到建筑序列中或建筑序列的端点,均有增强序列效果的作用。例如北京昌平的明长陵有长达七公里的神道,一座六柱五间的巨型石牌坊作为神道的起点,人们在未进入神道之前,就透过牌坊看到了远远的明楼和宝顶,这样长的轴线一下子就被收入眼底,设想如将石牌坊换成一座山门,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效果。所以明清以来,在陵墓、庙宇、学宫、社坛、苑囿等等公共建筑中,用牌坊来增强空间的艺术效果是很常用的手法,而且保存至今的也最多。(左上图安徽歙县棠樾村的牌坊群)

史料中最早记载的牌坊

据笔者目前掌握到的资料,最早的牌坊是浙江的黄岩县,建于熙宁九年(1076)的清镇、钦贤、仁凤、新罗四座牌坊,从嘉定癸未(1223)陈耆卿编的《嘉定赤城志》所附黄岩县志图中可以找到清镇、钦贤、仁凤三坊,图中均画出了牌坊的形状,树于巷口;新罗坊在县城东一里,故图中没有绘入。又据《吴县志》载,吴境内有14坊均为宋以前建的,即比清镇、钦贤、仁凤、新罗四坊又早了116年,但未能进一步确定其修建年分,这14坊到底谁先谁后亦无考,只好在此存疑了。

现存最早的牌坊

据《嘉定县志》载,学庙前的兴贤坊(左靠边)是在淳佑(应为示旁,下同)九年(1249) 时兴建的,此后又于至正十四年(1354)于兴贤坊的东面兴建了儒林坊(今育才坊),正德元年(1506),在学庙灵星门南面兴建了应奎坊(今仰高坊,左靠右),共同组成了学庙前的广场,此后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万历十四年(1586)、天启四年(1624)、康熙四十二年(1703)、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五次修庙前三访,到光绪五年(1879)重建仰高、育才二坊,修兴贤坊。从这些记载来看,兴贤坊自建成后共修过六次,且据现今向该学庙管理人了解,也确认现今的兴贤坊仍为淳佑九年所建。故此,笔者认为,兴贤坊是目前掌握资料中最早兴建而保存至今的牌坊。但是,也还有疑问之处,光绪六年重修的《嘉定县志》附图上所绘的兴贤坊是重檐的,它应是最后一次修理的实录,但从现在的兴贤坊来看,却是单檐的,是图画得不确还是此后又重建过,还是修理时去掉了一重屋檐,均不得而知,也只好暂时存疑了。(两张图均为薛求理1988年摄)

牌坊最多的城市

苏州曾经是牌坊最多的城市,据吴湖帆先生考证,宋平江府(即今苏州,亦即《吴县志》中的吴境与长洲境)城图碑是绍定二年(1229)重建平江坊市时刻的,共有牌坊65座,前面已经提到明时的苏州仅吴县境内即有牌坊123座,清时有113座,可谓牌坊最多的城市。故在《吴县志》坊巷卷中,十分自豪地说:“观坊之多而知风化之美,观巷之多而知民居之密,坊与巷俱以多为贵,而巷多又不如坊多之可贵,所以然者,民欲其庶欲其富又欲其善,国有旌典所以劝善也,建坊以资观感,庶巷处者悉兴于仁也,斯二者亦以资观感岂仅备稽考乎。”然而现在苏州的牌坊已所剩无几了。

牌坊最多的街道

牌坊自脱离坊巷独立出来,作为“个人纪念碑”,就不甘居于陋巷偏僻之处,而愿“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所以都纷纷建到最热闹的大街上去,于是明清以来出现了不少这样的牌坊街。牌坊最多的街可能要算常州府前大街了,在光绪五年(1879)重修武进《阳湖县志》中附有余文钺绘的武进阳湖县治图中可以看到,从常州府大门前的“中吴要辅”牌坊起,至天禧桥头的甲戌牌坊止,糖葫芦似地共串了24座牌坊,真可谓密集如林的牌坊街了。常州府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甲戌等11座以年份命名的牌坊,都是科举高中者,再加上尚书等高官牌坊,说明能将牌坊立到这大街上都是最有身份的,贞女烈妇们的牌坊,一座也挤不进来。现从这幅图中截取常州府前大街这部分(左图)以飨读者。

表意的“牌”与支撑体的“坊”的分离

中国的牌坊与西方的凯旋门或纪念碑不无相似之处,但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是“坊”本身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有含义的“牌”的支撑体,其本身并无含义,不象西方的凯旋门尤其是纪念碑那样,要通过其上的雕刻和形体来喻义。同是一座牌坊,只要把碑上的文字加以改变,就能表达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义北京中山公园的保卫和平牌坊,是从东单牌楼西总部胡同口搬来的,这座牌坊在东单时是在八国联军压力下修建的标志中华民族耻辱的克林德坊,俗称克林德碑,第一次大战后民众捣毁此坊,政府将其石运至当时的中央公园再建成一座牌坊于于985于985985于985,取名公理战胜坊,50年代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以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于是公理战胜坊又成了保卫和平坊。牌坊改名的事是常见的,嘉定学庙前的兴贤坊就曾五易其名,往往随修缮者的意愿来更改;牌坊搬家的事也不少见,如平江府城图碑上的宾兴坊,就是绍定元年(1228)知府赵善瀚从别处移到贡院南的;吴县学庙前的首邦文献坊,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被知县曹汝召移到县治前去了。这些都是由于牌坊具有与西方的凯旋门、纪念碑不同的特点,在西方是没有这种形体与含义分离的情况的。由此而想到,即使北京的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当时非拆不可,也没有必要拆毁它,如果把它们拆迁至王府井大街及大栅栏、琉璃厂等商业步行街上,既可保存这些文物,又可增加这些地区的商业气氛,还可以起到限制车辆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从牌坊看中华文化的趋同性

牌坊本身并不表义,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虽因材料的不同而有木牌坊、石牌坊、砖(琉璃)牌坊(用砖砌成凯旋门的形式,再在其外表用琉璃贴出柱、梁、斗拱、檐口等组成的牌楼形状)的区别,又因大小的不同而分两柱、四柱、六柱等三种,还因形式不同而分为起楼(有屋檐)、不起楼(无屋檐);有冲天柱(柱状如华表,高出檐顶)或无冲天柱等等,但做法上均有一定的格式,可按一定的规则,例如算出各部件的尺寸及相互间的比例关系,所以一提到牌坊,就可以大致想到其形状,而不象西方的纪念碑追求各自不同的个性,我们通过牌楼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趋同性,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别。

原载《中华文化纵横谈》第二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1993

[跋]这篇文章本是吴世昌先生要写的。那是在1986年春,为了筹办《中华文化》这本杂志,去吴先生家约稿,开头没谈稿子,而是从为什么想到办这样一个刊物说起,谈话中吴先生对北京拆掉牌楼特别激动:说牌楼妨碍交通,他不知道在这十字路口就是该减速!

于是我说,那你就来一篇。吴先生一口答应了,并说题目就叫“还我牌楼!”。吴师母在侧说这太刺激了。于是最后确定为“为牌楼恢复名誉”。吴先生还答应当这杂志的顾问。

但是这年8月31日,吴先生遽归道山。而尽管准备办这杂志的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积极性很高,国家教育委员会也支持,但就是得不到期刊号,办不成。幸亏学校的出版社支持,将已收到的稿子出了一本《中华文化纵横谈》,自然也就没有能在书中为牌楼恢复名誉,想起来心中总是遗憾。

这第一本纵横谈出来后,印过两次,出版社感到质量不错,是在1988年,提出再编一本。我想到这次无论如何要给牌楼恢复名誉,这文章不好写,转来转去,最后落到德坚身上,此时她已退休在北京,有时间,查资料也方便,几个有关的大图书馆都去了,中午就在里面吃面包,这样专心干了几个月,于是就有了上面这篇文章。文章的内容看来已超出吴先生的原意,而在文字上自是不及吴先生如椽之笔。逝者已矣!显然是无法代替的。但是德坚的钻研结果,给我以震惊,原来这牌坊除了它的威严或华丽,竟还是屈辱与高贵,自豪与辛酸,种种人生的记录。对它不止是恢复名誉,而应从中读出历史,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找到它新的位置。这些不多说了,读者看后,见仁见智,自去感受。——陶世龙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