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这篇文章写于近十四年前。写出后不久，适逢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思想界形势急剧变化，北京的那位同行原定要编的书，被迫流产，这篇约稿也就未能发表。一九八九年春，还想再找个地方刊载，结果来了那场政治风波，思想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这文章自然也就搁置起来了。此次，《新湖南报》的老同事们，要编一本丁酉纪事文集，广泛征文，我才又把它找出来，略作少量修改，奉呈求教。
文章题目叫”侧闻”，并非自谦，只是表明其中许多事情，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从旁听到的。因为，从一九五四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我离开了新湖南报社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这两年报社中的一些变化，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关于农业报道，以及以后由此在编委会中引起的一场大争论，我并未参加，争论的情况只是从旁听到一些同志介绍并看了 _一些材料后，才知道的。从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回报社后，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又调离了，报社反右前的整风，以及反右开始时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把我召回报社批斗时，穷凶极恶的打手孟树德，曾用讥讽的口吻对我说：”你划上右派，是本性决定的，是自己找来的；两头的事，你都没有参与，要是觉悟高一点，聪明一点，完全是可以躲过去的。”他这样讲，实在是过于”抬举”我了，可惜我没有他那种”觉悟”和”聪明”。我当时倒是认为，人一倒霉，落在官健平、孟树德这些角色的手上，那倒是”在劫难逃”。你如果不想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人格，那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的。当然，这应算是题外的话了。
“侧闻”写作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写此文时，当然不可能看到邓钧洪同志的文章：《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一九八九年第六期）和朱正同志的文章：《丁酉年纪事》（先载于九十年代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后载于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黄河》双月刊）。这两篇文章都写得很好，真实，系统，抓住了事件的实质。朱正同志的文章写得更好些，除上述的三个特点外，还显得更详尽，更深刻。我这篇”侧闻”，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比如，第六节中提出的反思，现在看来，就很肤浅。有了邓、朱的两篇文章，此文本来也可以不发表了，但过后一想，它多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作为上述两文的补充，所以还是拿出来了。
在重读这篇旧文时，猛然想起老友胡遐之兄《南浦》一词中的诗句：”我自华胥梦醒，奈眼前桑海费思量”（见《荒唐居诗词钞》P.196）不免萌发了一些感想，一并写出，好留个思想上的雪泥鸿爪：
一、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前中国，总结历史教训，竟是如此困难。总有一些人，不许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不许总结”反右”，不许总结”大跃进”，不许总结”文化大革命”，对过去，说好才行，说错误就”不利于稳定”。甚至有人还有意无意地编造些历史，捏着鼻子哄哄自己，也哄一哄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不去总结过去惨痛的教训，真的就有利于稳定么？造成全民族的失忆，不了解一些民族悲剧产生的来龙去脉，就真的能保证以后人们不去重蹈历史覆辙么？重蹈了覆辙，迎来的怎么可能会是稳定呢？因此，从这角度来看，原《新湖南报》的一些老同事们，着手编一本这样的文集，回忆惨痛往事，从典型事件中去总结历史教训，使后人不再重蹈覆辙，是做一件极有意义的大好事，这件事，虽然动手晚了几年，但现在把它做好，还不算太晚。如今既已着手，就应该冲破种种障碍，坚持做下去。
二、似乎可以这样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套用”斯大林模式”以压制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行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和恶果，愈加显露，几乎有混不下去的趋势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大体上是看到了的。所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他曾试图走一条新路，即用更加宽松的办法，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论十大关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使他十分震惊（其实，中国当时情况与匈牙利有极大不同，当时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都是衷心拥护并爱戴中国共产党的），再加上党的八大会议，为适应国际潮流，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之类的事情，使他极端担心”大权旁落”，这才决定要重新捡起斯大林这把”刀子”，用扼杀民主、自由的办法，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且解决它的主要方法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也就是他自己以后说的，采用所谓”阳谋”的方法来解决它。不论是”斯大林模式”，也不论是中国式的”阳谋”，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翻版（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它和民主、法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继续彻底地反封建，我以为，这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悲剧得以产生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彻底反封建是实行民主化的前提。这个问题，到现在都也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反右派的大悲剧在某种气候下得以重新出现的一种土壤。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三、在作好一切准备、采用”引蛇出洞”的方式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大背景下，像周惠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过去一直认为新湖南报这些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是”发扬民主过了头”、”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匈牙利事件是一码事”，现在时机一到，当然就要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对他们狠狠加以打击，”聚而歼之”。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恐怕并不少见。但，周惠在运动中使用的人，却是像官健平这样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却是像孟树德这样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角色，要他们去打击真正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和过去一直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事例，那时，在全国却并不多见。这样做，实际上直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使党丧失了民心和党心。到现在，在历史上某些重要时刻，在某些地方和单位，这样惨痛的教训，恐怕也还没能充分吸取。
四、在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中，还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体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像官健平这样的历史反革命，除了会吮痈舐痔、吹牛拍马以外，其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为什么却能在混入党内短短几年时间中，就爬上高位？像孟树德这样有历史问题，心术严重不正的人，只要倚靠了某种类似帮派的势力，为什么也就能毫无忌惮地干尽坏事？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在现有干部工作体制中，对各级领导提拔、使用干部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民主监督？对干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缺乏有效的审查？这个问题，几十年了，如今不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且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卖官鬻爵者竟比比皆是。这实在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可惜这问题一直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革。
五、在新湖南报反右事件中，关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这，在十四年前的旧文中，已有某些反映。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以为，归根结蒂，还是与几十年来一直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性有关。此处从略。
写到这里，感想大体写完了。现在再插补一段小笑话，以结束这篇”引言”。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我曾在我工作的单位上闲谈过，说自己准备写文沉痛纪念反右派斗争的三十周年。在一九八七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竟有人为此向我的上一级领导”告密”，说我准备参加一九五七的”纪念活动”，可见此人”右派本性”未改，云云。事后，我听了此事，当然只好一笑置之。这样的小丑，这样的水平，你值得认真地去对待他的胡闹么？时间又过了十四年，这一次，真的要发表这样的”纪念”文章了，该不会有人再去”告密”了吧！如果再出现这样的”告密者”，倒也可以再探究一下这件历史小笑料，弄好了，说不定还可以供哪一位高手写一篇杂文呢！”嘘”一声，也就够了。
（二O_O_O_年五月十六日）
十四年前的旧文
（一）
一九八六年九月，和北京来的一位同行一起坐火车从长沙到大庸开会。在车上闲谈，他谈到，准备编一本书，纪念”反右”的三十周年，拟请各式各样的当年”右派”，写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述说当年遭遇，发表种种感慨，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场悲剧，以后如何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听他一讲，觉得这确是好主意。”三十大庆”，不可无文，此其一。其二，当年最年轻的”右派”，如今也都是五十岁上下了，韶华似水，人生易老，不趁此时为后人留下信史，确是憾事。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从兴旺到式微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发生的事，应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对这个转折点的主要情况，如果具体记载太少，告诫后人不再去干这种蠢事、坏事，也就少了具体教材。同时，没有”具体”，就无法”抽象”，要做理论上的探讨和概括，也就难得深刻。当时就想，对这个好主意，应该竭尽绵薄之力，助其实现。
那位同行问我：有没有什么好题材可写？我推荐了一九五七年新湖南报事件。现在的《湖南日报》，当年叫《新湖南报》，那时编辑部全体人员共约一百四十余人。一九五七年，编辑部共划了两个”右派集团”。一个是以原社长邓钧洪同志、副总编辑苏辛涛同志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了十二名编委中的八名，”成员”大都是报社中、上层的业务领导，且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划他们为”右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办报的”路线问题”上与以省委副书记周惠同志为后台的总编辑官健平、副秘书长孟树德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另一个是民主同盟成员唐荫荪等同志主张办”同人报”的”小集团”。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提过，可以由党外人士办报，和党报唱”对台戏”。毛的这个主张并经过各种渠道往下传达。唐荫荪等同志想办”同人报”，正是想响应毛的这个号召。但这也不过谈谈而已。因为，他们办报的物质基础，诸如，报社开张的经费、纸张供应、印刷和发行条件、报社社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且都无法落实。但，反右运动一开始，他们的这个想法，却成为他们”划右派”的主要依据，并被加上了”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充当邓苏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等罪名。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单干户”，这些”单干户”多发表些与主要当权者官健平、孟树德等人不尽相同的意见，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而仅仅由于”同情邓苏右派集团”而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些被划为右派的同志加起来共五十四人，约占全编辑部总人数三分之一强。这些在一夜之间成为”人民敌人”的人，几乎全是多年来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业务骨干。
那位同行觉得这是一九五七年全国少见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应该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写这个事件。当时他就约我来写。我答应试试看，但因为年代已久，资料不全，这里记述的仅限于”党内右派集团”的部分主要情况，而且记述也只是粗线条的，详细的叙述有待其他同志一起动笔。办”同人报”的”右派集团”的情况，因未掌握足够的材料，在本文中，只好付之阙如。当年的五十四位同志，其中已有数位作古。但幸存的四十余人，如果每人都写一篇记述当年情况和自己遭遇的文章，当也可以单独汇辑成书，公之于世，好留一个历史的真实记载，把对历史的戏弄者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且悼念死者，激励生者。当年报社中一位极受人尊敬的老领导，在七、八年前就倡议做这件事，因各种原因，未果。现在大家动手做这件事，似乎还有意义。不知当年报社的”右派”诸公，有意于此乎？
（二）
在叙述新湖南报一九五七年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前，有必要对这家报社在一九五七年前的历史和社内状况，作一个十分简明的介绍：
新湖南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创刊时期，报社工作人员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南下的同志。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原冀察热辽解放区群众日报社的干部和工人，离冀察热辽进城后，分别在北平和天津做了几个月城市报纸工作。这支队伍中，有延安时期的老报人，有解放战争中从蒋管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以及在热河本地参加工作的学生和工人。南下途中，在开封和武汉又加入了一部分同志。南下时，由李锐同志和朱九思同志带队。二、到长沙后，加入了一部分地下党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到新湖南报后，和南下的同志很好地进行合作。李锐同志曾回忆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下的与本地的两部分同志一开始合作共事，就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①能够做到这样，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三、长沙解放后，办起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是地下党介绍去的进步青年学生，学习几个月毕业后，一部分分到报社。以上三部分的同志，籍贯、年龄、出身、经历都不尽相同，是标准的”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在反右时，孟树德等人却诬蔑他们是”宗派集团”。
李锐同志以后曾经这样评价这个工作班子的特点：”这个班子的成员，从领导到干部到工人，对工作都能得心应手，有条不紊。即不论从方针政策，版式内容，编辑采访，到印刷发行；也不论从全党办报，群众路线，到读者服务等等方面，都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总之，这是一个战斗的、齐心合力的班子，尤其事业心比较强，党性比较强，懂得如何实事求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服务。”
由于报社班子状况较好，所以，当时工作相当出色。在政策宣传、时事宣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读者密切联系、反对假报道、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群众思想问题等方面，在当时全国的省报中，都可说是首屈一指，多次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有关部门的表扬。
当时报社内部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民主空气较浓厚。在冀察热辽办报时，即有这个传统。如，发动大家每天评报。报纸出来后，每个人都对当天报纸提意见，哪里好，哪里不好，什么问题提得深刻，什么报道肤浅，有没有差错，等等，大家写出来，公之于众。这些意见都是善意的。每天大家都注意看看，”择其善者而从之”。到湖南后，仍然保持并发扬了这个传统。不论下面对上面，或上面对下面，经常互相提意见。意见多是表现同志间的互相关心和对工作的负责。群众对领导有意见也直率批评。提的意见即使不十分准确，领导也从不介意。所以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得到较好的发挥。因为民主得到充分发扬，工作人员觉悟又较高，纪律状况很好。
二、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都尽力为办好报纸献计献策。当时还形成这么一种风气：哪一个做了不利于团结的事，人们都有一种义愤，群起而制止之。我参加工作四十年，在许多单位做过事，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四十年中经历过的团结状况最好的单位之一。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李锐同志和朱九思同志先后调离后，这种传统和作风大体上还保持着。
（三）
或许是因为报社的这些同志爱提意见，被周惠等人认为：”发扬民主过了头”，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或许是因为树大招风，引来了一些诽谤或非议；或许还有其他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总之，一九五五年，上面派来了一位总编辑和副秘书长。他们在公开场合都说：”我们是来贯彻省委的意图的”。好像原先在报社的那些人，个个都是不贯彻省委意图的、调皮捣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运作方式：大老粗管臭老九，从那时起，实已萌芽。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官健平和孟树德。
官健平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混入地下党的。入党时，隐瞒了他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以后查明，他的档案中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大部分经历，都是假的，只有性别这一项是真的。他曾当过土匪，还追随”反共救国团”抓过农民领袖，杀过共产党员，以后，又担任过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的工作队分队长。四十年代初，在广西一所中学任训导主任时，又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此时，由于他结交了这所中学的湘籍地下党员何某，开始与湖南地下党某些同志有了些交往。抗战胜利后，他到长沙，骗取湖南地下党领导的信任，当上了长沙地下党工委书记。由于他善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解放后，很快就当上了省委的统战部副部长。在报社，他经常说：”我是靠党性吃饭的。”他所谓的”党性”，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的表现，而是紧跟个别领导，听话，曲意逢迎。凡关系到他官运能否亨通的顶头上司，要他说一，他绝对不会说二。
此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已如上述。到新湖南报社后的两三年中，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充分表现出了他是地道的”两面派”，并有一种”媚上压下”的本性。且举两例：
一例：有一年（大概就是一九五五年），湖南省委提倡各部门过春节只搞搞团拜就行了，不要向领导去拜年，更不要请客送礼。官健平在头一天向编委会传达了省委的这个意见，并说：”要坚决执行省委指示，大家今年都不要去拜年了。”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在小汽车后面放上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作为拜年的礼品，向一些领导拜年去了。
二例：有一年冬天，他晚上乘车外去，回来时已经夜深，守大门的老头睡着了。小轿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未见老头开门。司机下车一喊，老头醒了，大概开门的动作也慢了一些。官健平立刻威风凛凛地下了车，”妈的×，你干什么去了！”啪，啪，一上去就掴了老头两个大耳光。
“事上谄者，临下必骄”，就是这么回事。
此人的文化水平最多也不到初中程度。因为他弄不清巴金写了什么最主要的作品，鸦片战争或戊戍变法是怎么回事，发生在哪一年。这是我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从高级党校新闻班毕业回报社仍轮值晚班时，耳闻目睹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孟树德是老报人，解放前在国统区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揭露性报道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此人往上爬心切，急切地想攀龙附凤，依附上某种势力，使自己飞黄腾达；且心境阴暗，器量狭窄，善于翻云覆雨。这性格就决定了他在反右中一系列的行动，在反右开始前的整风中，有人只在会上说他有些阴阳怪气，像个”鼹鼠”，这位同志后来就被打成右派。有人引胡乔木”短些，再短些”的文章中的比喻，提到报上有些枯燥无味的大文章，像大地主霸占了土地一样霸占了版面，他就抓住了这句话，说某人某人污蔑省委领导是大地主，因而这就成为一些同志被划为右派的一条主要罪状。在反右中，他把五十四位同志打成”人民的敌人”，弄得一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却得意洋洋地说：”抓出了这么多右派，是我生平一大快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同志全部平反了，他对他们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
这样两个人到了新湖南报，再加上他们的背后有了周惠这样的人作后台，从此天下多事矣！
（四）
官健平、孟树德来到报社后，他们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报社多年来形成的民主风气和团结战斗的传统，自然格格不入。编辑部许多同志对他们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并按历来的传统，当面提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孟树德很不习惯于这种做法，认为有人有意搞他的鬼，是”宗派情绪”的反应。
这样，官、孟两人和编辑部绝大多数同志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省委个别领导如周惠，却支持他们。有一次，周惠当面问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这就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如何评价一九五六年三月份的报道，成为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线。
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新湖南报连续发了九篇都是好几千字乃至一万字以上有关农业社包工定额的长篇经验介绍，其中有一些是并不成熟的经验，罗列了许多枯燥的数目字。有一篇《长沙县合心乡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长达一万字，文中定额就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六十。连要发表这文章的单位，也认为这经验”并不成熟”。报社农村部有关编辑看稿后，认为有压缩的必要，向孟树德请示，他不同意压缩。于是，这样”不成熟”的经验登出来了，而且登了一整版。为什么登这样的文章？背景在于，毛主席当时批评了”小脚女人”，周惠等人怕当”小脚女人”，因此，要大造声势，要大登关于合作化的文章，并颇为奇特地提出：同样的文章可以”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官健平、孟树德为了讨好领导，就盲目执行这个”指示”，还宣传办好报纸主要在于要突出”中心”（即：可以不顾质量，完全以数量来突出中心）。这种做法引起编辑部同志们的当然不满。
由于这件事，在编委会内部，由总结一九五六年三月份报道开始，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办好省级地方党报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要点如下：
一、省报应该如何宣传工作经验？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应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突出思想性，介绍工作经验也应该如此。在党报上发表的工作经验，必须是相对成熟的。五七年被封为”左派”的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党报既然要突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就要着重报道工作经验（把宣传党的中心工作等同于报道工作经验，用局部概括全体）；离开宣传这些工作经验，就是”空谈思想，脱离实际”（这就是说，所有其他形式的对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都是空谈，都是脱离实际的）；官健平更明目张胆地主张不一定要宣传成熟的工作经验，他说：”要求所有先进经验都要十分成熟了才能宣传，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等待有十分成熟的经验才能宣传，那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工作，变成马后炮了”（《对争论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这就是说：管他是好经验还是不好的经验，登出来就是！后果如何，那就在所不计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办报也有三十多年了，这样办报的奇谈怪论出现 _，这可能还是第一次，而在一九五七年，这种奇谈怪论竟被作为”正确办报路线的代表”！
二、党报应该如何看待联系群众的问题，当时叫做”天线”和”地线”之争。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既要有天线（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要有地线（反映群众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要求、愿望），而且，天线和地线要很好地在党报中结合起来，党报应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报反映”群众的舆论”和党的舆论应该是一致的。而当时的”左派”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办报就”应该伏在党委的胸脯上倾听党的呼吸”、”有了天线就得，不一定要有地线。”③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改变党报的”纽带”性质，主张党可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执政党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当时竟被作为最正确的主张被肯定着。
三、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应该开展正确的、充分的、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和党的工作的监督。”报上有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衡量报纸的党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官健平和孟树德也承认报纸应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不主张”经常”、”充分”，怕批评会”影响团结”，影响报社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反右以后，主张党报应充分、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志，都被扣上了”揭露阴暗面”的帽子。
四、关于突出中心和照顾一般问题。以后被划成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既要突出中心（党的中心工作）也要照顾一般（一般工作以及各种有关群众生活的多方面的报道），报纸突出思想性政治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知识性（那时还没敢讲也要有可读性、趣味性之类）。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只要抓住党委的中心工作就行了，一般有关群众生活的报道可有可无。讲”知识”，就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当时报纸上登载了少量的”提倡姑娘们穿花衣”、”长沙名菜：一鸭四吃”等等，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思想的反映”。
五、最后，关于报纸特点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点一样，报纸工作，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报社的领导应该掌握报纸的特点，从报纸特点出发，更好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官健平则认为，报纸的性质、任务决定了报纸的特点（这基本上是对的），而所谓报纸性质、任务，他则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报道中心工作，宣传中心工作（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并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最主要的区别点，讲特点讲过份了，就会沦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泥坑”等等。（这就由简单化走向了荒谬）。孟树德赞成官健平的这些观点。
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各执一词，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部分编委想绕过一些主要争论，从讨论工作入手，研究如何改进报纸报道，也没有结果。到这时候为止，争论都还局限于编委会内部。
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开始，编辑部内绝大部分同志都十分天真，认为真正可以争鸣一番了，要求公布一九五六年的争论。于是，这次争论中的一些发言，印了两本”争论集”，发给编辑人员。在五月开始的整风中，围绕这些问题，结合实际，讨论得煞是热烈。六月，风云突变，”阳谋”出台。于是，凡以上五个观点，与官健平、孟树德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划为右派。这五个完全是工作上争论的问题，竟变成了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水岭。
官健平、孟树德一时变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排除异已，扶植亲信，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共产党的省级党报，一个经过多年形成起来的民主空气较浓、纪律性较强、上下紧密团结、共产党领导的战斗集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上了。《新湖南报》从此一蹶不振。这件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在显现着。
（五）
在反右过程中，官健平、孟树德怎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深文周纳，罗织诬陷；怎样公报私仇，”斩草除根”，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这些事情，要写起来，大概也有十余万字可写。这就有待于受害的同志，在本文第一节倡议要编的那本书上写去，此处略而不提。
这里只讲在新湖南报的反右中，对于大部分同志来讲，两个最大的教训（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第一，由于当时的封闭政策，造成干部中的盲目和蒙昧，而这种盲目和蒙昧，又是和相信毛主席、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观点揉合在一起，所以，在运动开始以后，当毛主席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讲话和指示一传达，确实有许多同志在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确实错了，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动机和效果不一致”、”主观上虽然想改进工作，但客观上却做出了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因此，确实诚心诚意地在”向党交心”、”认罪检查错误”。而官健平、孟树德就狠毒地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报社编了 _一个内刊，叫《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孟树德就把这内刊掌握在手上，利用运动的声势，扩大篇幅，在省委各部门和社会上广为散发，成篇累牍地刊载一些”交心”、”认罪”的材料。特别是报社内部一些头面人物的”交代”一发表，就在客观上瓦解了”军心”，并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压力。
这种盲目和蒙昧，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反右运动把它发展了。以后的反右倾中又进一步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一场民族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肇于这种盲目和蒙昧。
第二，官健平和孟树德，还狠毒地利用了当时新湖南报干部、其实也是当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存在的性格上的弱点，比如，在荣辱得失面前，往往计较太多，为自已考虑太多，骨头不硬，不能临危不惧，等等。他们利用了这些弱点，利用了 _一些同志企图侥幸过关的心理，驱使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自相残杀，然后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运动开始，他们还选定了目标，动员一些人”起义”，当时也欺骗性地许诺说：只要你检举揭发得好，重新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也就可以不戴帽子，”允许重新做人”。一些同志，在这场在灾难面前，由于恐惧，或由于害怕自己失掉太多，于是，上当受骗，不但给自己无限上纲，对别人，也就是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比如，当时有所谓”反党的丁家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些同志，在自己的交代中无限上纲，并以此也无限上纲地揭发别人而弄出来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会议。就是几位同志在丁明凯同志家中，闲谈起改进报纸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件事，经孟树德的”启发”、”授意”，有的同志为了迎合孟的险恶用心，在”检讨”和”揭发”中，硬把它上升为”反党”的会议。当时，报纸上要搞反右报道，这些反右报道也都是利用这些”起义”的将领和士兵，去写，去骂，去上纲。等到你检举完了，揭发完了，该写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写完了，互相不信任的气氛也造成了，他们该利用的一切都利用过了，于是，找个借口，甚至不要借口，把脸一翻，”给你戴上个帽子，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改造”（当时，打手们经常讲的一句话），那就好吧，和原先划为右派的人一起改造去吧！
这两个教训，我总认为，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想一想，多少还有点实际意义。
（六）
思考使人受难，受难又使人思考。反右运动过去三十年了，我总觉得，对中国当代历史上的这个重要转折点，人们思考得嫌太不够了。
新湖南报事件只是反右的狂风恶浪中一滴水珠。但这滴水珠中的内涵如此繁复、驳杂，面对这滴水珠，人们不能不思考一番，当时中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当时为什么要用一种十分残酷的方式，来推行”外行领导内行”的既定方针，并把它说成是”普遍规律”？为什么有意要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附带插几句离题的话：在反右以后的一九五八年，我看到《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转引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想起了果戈理在《巡按》中借剧中的主角在台前讲的一句话：”你笑什么，笑你自己！”当然，在当时，这是”腹诽”，嘴巴上是不敢讲的）。为什么要”枪打出头鸟”，针对一些敢于思考、敢于发表意见的人们开刀？为什么要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剥夺党员和人民中间本来并不太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为什么有意无意地鼓动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及心术不正的人，诸如官健平、孟树德之流出来充当打手？为什么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自相残杀的气氛和条件，不鼓励人们在业务和道德上去进取，去完善，而是鼓励一种靠不正当手段，比如，靠”告密卖友”之类行径来轻易攫取某种利益？等等，等等。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答案，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进行反思，无疑是有益的。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一时半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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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30日 。
据五柳村2002年8月30日发出的文本
【作者简介】李冰封，笔名严冬。福建福州人，1928年8月出生。编审。2001年被评为首届湖南省荣誉出版专家。
1946年入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1950年毕业于光华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于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1947年他参加革命后，历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记者、《北平解放报》记者。南下到湖南后，任《新湖南报》副刊负责人，1952年起，任编委会委员。1951年起，兼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前身）编审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底改正。1979年起，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编审。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省文联第一届常委、党组成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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