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上人曰 昨天
纪念吴象：和袁隆平一样不应忘记的人
马国川\文
五月是即将收获的季节，也是悲伤的季节。5月18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经济学家吴象先生去世。四天后的5月22日，著名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去世。和妇孺皆知的袁隆平先生不同，吴象先生的大名少有人知。其实，吴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为中国人吃饭问题而奋斗，其功绩国人不应忘记。1978年，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要求下，吴象担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主管政策研究。当时安徽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吃饭。由于集体经济缺乏激励机制，人民公社制度又造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安徽省大部分农村生产队难以维持温饱。那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刚开始进行全国实验，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区，尚未惠及安徽。万里支持安徽农村实行“大包干”制度，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增产，新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从安徽流传到全国。作为万里推动农村改革的智囊，吴象以自己的笔墨与思想推动了制度变革，也亲眼看到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巨变。1980年，万里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吴象也随同回京，继续为万里负责整理与起草农村材料。彼时包产到户越来越受到各地农民欢迎，但是也有人认为必须压制这种 “搞资本主义”的做法。当年九月，吴象撰写长篇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以对农村改革持有不同意见的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指出制度改革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阳关道”。《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这篇文章，引起极大轰动。不久，持续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寿终就寝。
1980年代是科技发展的“春天”，也是改革的黄金岁月。1981年6月，袁隆平凭借水稻育种技术荣获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开始迅速扩大。同一年，年已花甲的吴象与新华社记者一起到豫、鲁、皖调研，写出多篇文章，反映实行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些文章在统一高层认识、增进社会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同年年底，全国人大通过新修订宪法，在农村实行20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终结。此后，吴象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和杜润生等人一起，协调各方面关系，继续为农村改革鼓与呼。这些老人带领一批年青人，形成一个颇有力量的团队，诚如杜润生所说，这个队伍的共同语言是“为农民服务，做农民的代言人”。他们受中央委托起草文件，参与制定多项农村改革政策。特别是每年发布的“一号文件”，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通过制度改革，亿万农民掌握了生产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就在吴象们不遗余力地推进农村制度变革时，科技工作者也在为农业发展而奋斗。从1976年开始至1987年的10年间，全国累计种植由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面积达10.5亿亩，为全国水稻增产增收做出巨大贡献。在多方合力的推动下，中国粮食产量迎来了194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3.048亿吨，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六年间平均递增4.9%。1984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以来的“吃不饱饭”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如果说，技术进步的代表人物就是袁隆平先生，那么制度创新离不开杜润生、吴象等农村改革健将们的推动。农村改革不但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而且为中国改革打开了一个突破口。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中国农民开始挤进国家现代化的门槛。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袁隆平曾说，他希望让种田农民都富起来。科技进步确实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不过科技进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想让中国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还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能够融入城市，让留下来的农民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各项改革，通过制度变革让农民平等分享现代化的繁荣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变革比技术进步更为重要。回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应该给我们许多启示。就像吴象先生生前所说：“初期的农村改革，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因为相去不远，我们应该回顾这一时期，认真总结经验。”
正值农历小满时节，南方稻田插秧，北方麦梢转黄，两位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却先后辞世。吴象先生安享百岁之寿，袁隆平先生已过“鲐背之年”，他们的贡献已经载诸史册，赞誉不足增其功。不过，他们在农忙季节告别而去，似乎在提醒人们应该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当年和吴象一起并肩奋斗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曾指出，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需要科技的力量，也需要制度变革。这是一条艰难而光荣的道路，值得后来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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