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 2021-10-08
老鬼（本名马波）、张丽娜夫妇是我的朋友。我称老鬼为“鬼兄”，丽娜为“丽娜姐”。前者落脚点在“鬼”字上，后者落脚点在“姐”上。
马波取笔名老鬼，而怡然自得，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他的“鬼”，“人鬼无异情”的“鬼”；“黑白已分归节义”的“鬼”。这种鬼，才使他能够写出《血色黄昏》和《我的母亲杨沫》这样少见的作品。
丽娜，在我眼里，就是“姐”。她正义而忘我，担当而柔情。在五年前我和我的同事抉择之际，她一直伴我左右，替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替我说我想说的话。充盈在心中的那份感激，是始终的暖。
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出版后，好评如潮，争议沓来。最大的争议点在于，他违背了“为尊者讳”、“子不言父过”传统的古训，把母亲、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写。
《青春之歌》成就了杨沫在中国作家群中的地位。这是杨沫光鲜的一面。光鲜背后的家庭情感呢？则是普通家庭难以想象的。
杨沫夫妇的婚姻生活中，各自都有好几处移情别恋的岔道。有一段时间，杨沫沉浸在前恋人的感情纠葛中不能自拔——这倒成就了《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的夺目形象，晚年与助手之间的说不清楚的关系，也使她的人品大跌；丈夫“也与几位女性关系密切”。这种婚姻生活，只剩下“一个和尚，一个尼姑”的维持。
（老鬼与母亲杨沫。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种家庭，亲情，在老鬼看来是奢侈的事情。老鬼因较少母爱，行事独特；姐姐则充当第三者最后死于非命，至今还是一桩无头案。
没有正常的亲情家庭，一旦遭遇革命的狂风骤雨，就是熔断。“以革命的名义”，杨沫揭发妹妹白杨——那个至今仍活在银幕上的优秀演员。丈夫揭发妻子，在入党问题上给杨沫致命一击。儿子老鬼则更邪乎，趁父母不在家之际，带来红卫兵同学抄了自己的家，绑了自己的亲人，把家中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收音机抄走，留下“不许你报案！为了革命，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我们还得再来砸你们！”恐吓，扬长而去。不几天，老鬼出现在中国西南边境上——他要当“千秋雄鬼”，去援越抗美，解放全人类！
“千秋雄鬼”，这也是马波取名老鬼时对青春时代的记忆。他为了入团，割破手指，写过血书。为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锻炼，他选择了奇寒的内蒙西乌旗。人家不要他，他再次割破手指写血书。可血书表白的革命与实践中的革命是两回事。在内蒙八年，老鬼有七年是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的折磨中度过。杨沫反思毕生历史时，说到儿子时说：“他最好的锦绣年华，变成了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不人不兽的岁月。”字字椎心泣血！
1975年，杨沫终于想起了母亲的责任，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复查儿子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在周的督促下，马波终于得到“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消监督改造”的处理，算是过上了他向往的正常的知青生活。
马波做不成“千秋雄鬼”，倒想作文坛“鬼雄”。他是视角是“鬼异”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内蒙组织建设兵团，盲目地大面积开荒种地，谁知破坏了生态平衡，使水土流失，草原严重沙化，他们七连组建六年以来，所开垦的二万亩土地全部作废，蓄的四十个粮囤也全部变成没用的土包。
他悲愤地对母亲倾诉：妈妈，完了，全完了！知青苦干了八年，最后是一场无效劳动，多么大的国际玩笑呵！无法统计的物资消耗，成千上万、几万几十万人力的消耗浪费，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对草原的大破坏呵！也是多少万青年人青春生命的消耗浪费呵！听到领导传达这是多少亿的亏损，把人们都惊呆了，有的悲伤，有的怒骂。
这是内蒙兵团刚解散时马波的认知！而当时正在方兴未艾的反映知青生活作品的主题，没有一部小说，一部电视剧有这样的历史反思视角；至今学界对这场波及中国上亿家庭的知青运动多有著作出版，以我有限的视野，似也没有学者从这个视角来研究。
做文坛“鬼雄”，马波拼了命的，他成了知青中经常不洗脸，不洗脚，穿的衣服又破又脏的邋遢鬼。他的“老鬼”的绰号就是这样得到的。
马波写了十年，一部《血色黄昏》横空出世。1987年，这部出版时，我还在读研，这部在当时被称之为“非虚构小说”的作品，老鬼反思那段历史，解剖自己的“血书革命”，同时剖析母亲的“革命的名义”中的无情，给我及我的同龄人强烈震撼。那时，我对这个带着“鬼异”的作者，有着诡异的遐思。
《血色黄昏》因为反思“革命的名义”下的惩戒逻辑，就涉及到革命中的父母亲对子女的惩戒。老鬼笔下不留情的举动，导致刚刚与父母恢复起来的温情再次中断：父母宣布与之“断绝往来”。
谈到以母亲为主线的《我的母亲杨沫》，老鬼说，他是在完成母亲的心愿。他说，晚年他与母亲温情交谈时，母亲表示希望写一部类似卢梭《忏悔录》一样的回忆录。面对着“假如你的母亲杨沫在世，会如何看这本书”问题？老鬼说：如果在我写《血色黄昏》的1980年代，肯定会招致母亲的再一次激烈反对。但到了1990年代，特别是她去世前几年，她会接受我这部作品的。因为她已经大彻大悟了，她对自己人性上的弱点都毫不留情地言说。我只是完成了她的心愿而已。
《我的母亲杨沫》修订本出版后，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我认为，这是鬼兄应得的。但我还不满足。我认为，评论者忽略了一个书中或隐或现的主题，那就是“革命的内在惩戒逻辑”的问题。
“革命的内在惩戒逻辑”这种说法，不是我的版权，是高华在为拙著《革命吞噬他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重点论述的。
（老鬼多年在郊外农村居住，养狗是他生活乐趣之一。这是我抓拍的）
不论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告诫，还是加缪的“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的向往，“以革命的名义”总是与血泪、痛苦、死亡和激情与理想相伴随。
革命向来是拒绝温情的。革命者与家庭，革命者与性，到底有多少常人般的情感？是一个现今历史或社会学者尚未更深层次关注的问题。大嘴李敖说，革命党有两类，一种是不结婚的；一种是拚命重婚的。其实，还有一直像老鬼父母这种“一个和尚，一个尼姑”维持婚姻。不管哪一种，都会导致革命家庭的子女多半要失去常人所有的亲情。我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不少“革命年代”的产儿，甚至是赫赫的“二代”。他们中有的与父母之间隔膜，有的兄弟姐妹之间寡情，常常让我等普通人目瞪口呆。接触多了，思考多了，才发现，从情感来说，革命吞噬的不仅是他的儿女，还延及他的二代甚至三代。从这个角度看，老鬼的家庭只不过是普通一例而已。
老鬼以母亲为线索，写出了革命家庭中的复杂的情感。人性扭曲如此，情感只能凋零。我想，他无意对革命予以批驳与诘难，但他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深层次的反思。这也是我时不时翻读《我的母亲杨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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