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华人网读到一条来自中国广播网的消息：《温家宝突袭浙大师生 勉励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经查，标题本为《温家宝看望浙大师生 勉励学生 “要做事不要做官”》是加拿大华人网将“看望”改成“突袭”；新华网使用的标题是《温家宝勉励浙大学生：如果从政“要做事不要做官”》（因未搜索到使用这个标题的新华社文章，此处改为链接腾讯网转发的中国广播网的报道。）。用语或有不同，但意在说明上大学不是为了做官，很明确。
消息很快被转发，在一些论坛中还出现了不少留言，赞成、反对乃至挖苦揶揄的都有，这也难怪，今日官场弊病那么多，借题发泄难免。
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天经地义，“就是夫子到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 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说的是大实话。青年才俊都去做举业，考功名去了。
所以德国的地理学家洪堡出去考察时，有植物学家作伴，徐霞客出去旅行时，只有和尚相陪，尽管徐霞客比洪堡先行了近二百年，自然地理学并不是在中国建立起来，并非偶然。盖如蔡元培所言，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辟了通过读经可以做官的“利禄之途”，以后发展为科举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便入其彀中，把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读死书上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1940，良友图书公司初版，1982，上海书店影印，第3页）
为什么要去白首穷经读死书？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才能有官做。所以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本意在学西方，重实学培养做事人才。但新办的京师大学堂，在蔡元培改革前，实际上又变成官僚培养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的认识和风气也有了改变，北大、清华并非以出来的官多为胜，而是以学者清高，大师辈出闻名。1949年政权更迭后，许多大学成了“工程师的摇篮”，那时的大学培养目标不是官员也很明确。
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准备当官的人当时更是绝不会来的。因为都知道地质行业很苦，采矿被认为更苦，还有农林水利，都不是轻松的专业，为此在助学金上国家给了这些专业以优惠，所以从农村来的家境清贫的比较多，而高干子女或名人的后代，间或有考进来的，大家都感到高兴。
但是现在似乎是目标有点不明确了。社会上常以某校出了多少高官来炫耀，在接待校友时，官大的、有钱的坐上席，院士虽也奉为上宾，恐怕更多是看重他的权力。所以今年清华大学校庆特别提出，仅以年级为序，不计其他，当是针对时弊而为。
其实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能当上官，特别是能当上高官的，总是极少数，如大学的工作就为了产出这极少数，还能成其为大学？更不要说一流了。因此我以为温家宝总理勉励大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不仅是对大学生，对大学来说也有意义，也不止是大学。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还在于官员的拔擢，文凭的分量越来越重。如果在体制上没有相应的改革，当官恐怕还会被知识精英趋之若骛。
当然国家机器能得到优秀人才服务是好事，百多年前梁启超访北美，就发现那里的优秀人才多不入政界，美国的总统庸才居多，只是在国家遇到困难时才会有人脱颖而出，加拿大类似。但他们并未在行政上出现多大问题，这与他们的制度健全，便于萧规曹随有关。
不过，今天的当官也应该就是做事，只会当官不会做事，那是古时的官僚，今天不应还有他们生存的空间。新华网在“要做事不要做官”之前加上“如果从政”四字，不知是不是有此寓意。
总之，上大学不应是为了当官，办大学也不能以培养出大官为目标。即使有极少数人当上了高官，那也是个人的禀赋与机遇有关，不是在上大学时所能刻意为之。
大学还应该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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