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谷 2021-05-14
近日，在“煮酒读书”活动上，煮酒读书首席领读官朱学东与历史学者、作家张鸣，分享了北洋时代的众生相和乱世里的恩义情仇。然而在签售结束后，有位年轻姑娘在现场讨教文革以及改开，她认为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办大事，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倒退，文革不是M干的。这样无视历史、令人瞠目的观点，遑论“讨教”。其实通过近几年的观察，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争议，这也许不是个案，出现在读书活动现场的这一幕只是众多思想混乱的一个缩影。
一
关于年青一代群体的思想状况，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与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此前联合开展了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并在2019年发布了《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报告的结果也可以说明当下的问题，报告指出，不认可“改革开放是今日中国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的占比从2015年的5.2%上升到9.5%，可以说几乎翻了一番。
另外，这份调查问卷还设计了一个指标来测量大学生的个体主义倾向，个体主义者在大学生群体中仅占比25.5%，非个体主义者占比29.3%。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为自己而活”尚不能成为主流，崇尚“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年轻人极力推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背后，恐怕还有出于人生道路选择和个体价值选择的风险收益偏好以及现实考量。
众多周知，近几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居高不下，处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强调自主性、最愿意冒险的阶段的青年，却竞相选择安稳、体面、高福利的体制内单位作为其事业起点，无数年轻人想在国家的羽翼下寻求庇护。
但疯一般的去考公务员，本质上并没有创造价值，而只是放大了无效用的竞争，去抢夺有限的资源，导致的结果就是不断“内卷”。在拼命试图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对前途稳定的关心，也无法排除对权钱缝隙中的巨大灰色利益的觊觎。
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关于市场化所取得基本的共识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来自企业和市场。在市场化环境下，企业家组织劳动者创造和交易，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公务员以税为食，本身并不创造财富。
三
当然，不可否认，“集中力量“确实可以“办大事”。但什么是“大事”？该怎样理解，大事”的解决与“集中力量”存在哪些关系。在此，借用施展先生的解读，施展先生认为“大事”包含两种维度，一是扩展性维度，一是复杂性维度。在“大事”的规模及复杂度没有突破临界值之前，“集中力量”有利于协调多元要素的复杂行动，效率会更高，更有利于“办事”；但是在“大事”的规模及复杂度突破临界值之后，集中式管理便无力应对，所能办的“大事”的扩展性会断崖式下跌。“集中力量”典型要数二战中的德国、苏联，在给定任务规模及复杂度的前提下，效率很高，单点突破能力很强；但是在超大规模持久战的需求下，任务规模及复杂度突破了临界值。而帮助美国赢得战争的不是其他，而是美国的经济正是那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以及在军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普通男女。随着美国的自上而下的战略目标设定与自下而上的自发活力之间，通过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而达成了共识，迅速迸发出几乎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巨大能量。让美国在战争中唱响了凯歌，并为战后长达30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关于WG,去年写过《我们距离二次文革有多远？（下）》，之所以不断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想必还是在于我们对文革的回顾、反思、研究不够彻底。即便一些知识分子在其文革回忆录中，也鲜有忏悔的声音。“文革”结束以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
除了忏悔的不够，当“文革”经过一番体制的过滤与情感的筛选，也被抽空了本来的内涵，以至于在公众记忆中，没有了具体个体人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只剩下所谓“浪漫”的臆想，以至有人对现实稍有不满，就把希望寄托于那个想象中的乌托邦。
人们错把‘文革’时期的普遍贫困视为‘平等’，却过滤掉落井下石、与邻为壑以及道德与法律的全面失守。他们还认为，“制度、法治并不重要。革命年代没有制度、法治，但共产党照样很清廉，所以关键还是理想、信念”。甚至有的人仍然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高调地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制造了政治紧张空气。
对文革的研究方面，我们大都采取回避的方法，涉及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各个方面有很多值得讨论和研究的东西，但都被有意、无意规避掉，关于“文革”的文化讨论和艺术再现更是难以实现。
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在其研究中描述，在主要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内，专题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可谓凤毛麟角，更毋谈有计划，有系统，有团队的研究了。没有学界的全面参与，中国文革研究在整体上仍徘徊于有待开发和突破的“低水平状态”中。
五
关于历史的认知，颇为吊诡，似乎对于千年的秦皇汉武之事都熟稔于心，唯独对于三四年十前发生的悲剧不清不楚。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就是一场整当权派的狂欢。
据张鸣先生另外一篇文章描述，实际上，我们说的文革十年，其中揪走资派的狂欢，仅仅几个月功夫。然后就是军管，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接下来，最初冲杀凶猛的造反派，也先后被镇压了。只有被中央文革看上的那一派，才得势。
文革中整人、打死人最多的，不在全民炮轰走资派那一段。最初的老红卫兵破四旧，打杀黑五类，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5·16”分子，整死的人不仅比斗走资派时多，而且遭殃的，大都是平民百姓，数以百万计。
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一般只持续几个月，顶一阵也能熬过去，但文革的政治高压持续了十年，从中央到地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都很紧。阶级敌人不断地被迫扩张队伍，从原来的地富反坏右，到后来的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被乱扣到这些人头上。
即使是根正苗红，一点毛病没有的人，只要领导看你不顺眼，一样可以被整。任何人只要被人认为冒犯了领袖，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连几岁的孩子，也难以幸免。
文革后期，所谓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新的打击重点，一些贫下中农因为多养了几头猪、几只鸡、种了一点烤烟，也被揪斗批判。
六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上下就一致坚决否定了文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对于这一段早已定性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此才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摆脱了互相斗争、食不果腹的日子，但今天却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危险思潮，有不少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时代”，认为改革开放是造成这一切差距的根源，其中有极左分子，有当年的得势者，也有现实中利益受损的人。改革到现在，的确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否定文革造成的，恰恰是文革没有被彻底清算所造成的。对文革的误读，其实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它把文革解读成了大民主的狂欢，底层被压迫民众的节日，由此导致网上网下年轻人对文革的追捧。连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只要现在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受这些年文革追忆和畸形解读的影响，也会产生记忆的幻觉。
七
文革时期，堪称民粹主义大爆发，直至发展到巅峰，“人民”只是建构出来的概念，是一个整体取向的集合概念，民粹主义本能地仇恨个性、个体、个人权利，不管是富人的还是穷人的。
它颂扬大众民主，崇拜作为整体的平民或人民，在具体实践中无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甚至认为为了整体利益应该牺牲个体利益。
年轻人群体之所以受到这股思潮的感染，与当前中国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倾向和比较普遍的“弱者心态”也有关联。广东药科大学副教授刘小龙曾做过一个调查，选取了广东省三所高校（一所985高校、一所省属二本高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各20名大学生共计60名大学生作为访谈对象，结果相当一部分访谈对象对于民粹主义坚持人民至上、绝对平等、反对精英和渲染危机的价值立场，以及“非黑即白”“草根和精英对抗的二元叙事”等思维模式认同度较高。
2014年哈尔滨，大学生毕业生身穿红卫兵制服拍毕业照。
八
“文革”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践踏文明、毁坏秩序、辱没人权的大浩劫，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卷入或被卷入的参与者，几乎没有善终受益者。
鼓励告密和背叛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集体狂热与反智堪称登峰造极。文革虽已结束40余年，人性的解放恐怕尚需时日，由于多重原因，文革幽灵徘徊延宕至今，正如上届总理所担忧：“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早在上世界80年代，著名作家巴金就强烈呼吁要趁当年经历者还在，抓紧建立“文革”博物馆。
但是，尽管巴金不断在多种场合就此作出呼吁，尽管他的这一倡议在当时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支持，他的这一心愿终于未能在他的生前实现。
我们虽已告别了“文革”的梦魇，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的这幕悲剧究竟是怎么回事。“文革”虽然早已被彻底否定，但由于对“文革”的基因未能彻底清算，某些“文革”式思维还在顽固地表演着，正在阻碍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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