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意识
杨一之
感谢吴盛涛先生为五柳村录入电脑
（一）
凡是意识，均具两种条件：一是潜在的，一是有感染性的。意识若不是潜在的，则它自身便已具备一种固定形态，成为一种社会精神的实在（sozial-geistige Realitat）， 而不复仅是意识了。所以我们看见每种文化运动，当它由长期酝酿而浮现到表面后，人们便不 能指这种精神状态为意识。复次，意识本身，必以现实为出发点而又不超越现实。它所根据的 “空间”有限，而可以扩张的空间是无限的，因此意识必然具感染性，无论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同情，是反感，抑或冷漠。这样看来，意识一方面是一种可能性，在它为捕获充足的物质条 件以前，是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未知数，但是在顺利的环境下，也就是在非常的，使人不能 再安于固有生活的情形下，往往可以发挥惊人的力量，造成历史上的大风涛。
由于近代物质生产之特殊发展，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可称量的实质（ponderable substance），可捉摸的现象，而轻视能动的力量与人类自身的灵魂。这便是佛莱耶（Hans Freyerrcy）所谓从名理科学到实在科学的过程（der Prozess von der Logoswissenschaft zur Wirklichkeitswiss enschaft）。 这种趋势，在理智方面，表现对数量和数字拜物教的迷信。“数大就美”，不仅是诗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得意语，而且成了我们平常一切事物的尺标。表现在“名理科学”底繁琐支离，为一句话之说得适当充分与否，一个大学教师可以费三年工夫，结果弄得他日常说话，反颠三倒四，听者茫然！对这种趋势底反动，我们便看见最近只诉之于心而不诉之于脑的黑潮。高喊“没落”，而自己却造成为这种没落的主要因素。反对任何 理智的思维，蔑弃一切冷静的知识，而企图把人类拽回于原始的兽性的冲动之下。自有文明以 来的辉煌结晶，到此都黯然无色。如果近代科学鼻祖的培根已在三百年前说过“知识即权力” ，而现在则所谓科学的哲学家如罗素，虽极力提倡怀疑，也不得不说：“知识是没有力量的， 信仰才有力量”这不能不承认是人类的悲剧，无数代无数聪明才智之士底努力，换来的只是少数权力的帮口，更有凭藉地去准备大的屠杀，使人怀疑到科学本身，甚至整个人类底命运。从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发展技术与物质建设，以减轻人底劳力，增进人类健康，抵抗自然 底侵略和伤害，固然重要，然而在何种精神基础上，利用和享用这些“科学成绩”，不独是重 要，而且于站在西欧大混乱底前夜与自身求生存的我们，是急迫要解决不容我们不想的问题了 。
（二）
“民族运动”，在西欧以法国一七八九年底大革命为典型。它底实现，是“第三阀”推 翻布朋王朝握得政权。它底根本意义，是以少数人底集团，对一个文化共同体 （Kulturgemeinschaft) 执行统治，而对内压迫对外侵略。关于这方面浩如烟海的著作，我们不必繁征博引，而事实总是一个。所以法国大革命后纵横全欧的军队，以解放邻邦人民为口号而有“在枪尖下给人自由”的话柄。人类底悲剧呢？历史底玩笑呢？穷兵黩武的拿破仑，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平主义者！他在圣海伦岛所写的回忆录而为墨索里尼转述于其所作的“百日”剧本， 有云：“秉着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我不能忍受欧洲这一块土，分裂作如许多小得可笑的国家， 种下长远的不可弥缝的罅隙，以自相残杀。用理智来说服，结果我底声音，只是投到顽强冷漠 的空虚里，没有回音。我不得已始用强力使他们抟和在一起。不错，我流了许多法兰西子弟底血，也流了无数同代人底血。但是我底初衷，原只流不得已而流的血，以便使我们以后的欧洲人永远和平不流血地生活。人类底灾难未完，而我底作业失败了。”（以上仅凭记忆，与原文字句上或有出入，但大意是不差的）
拿破仑不曾意识到法国革命底榜样，使其他国家也闻风继起。一定社会层也在各处或是推翻已经腐朽下去的封建统治或是与它妥协联合而相继树立起自己的政权。他们也同样要对内压迫对外侵略，于是这位生涯以孤岛始以孤岛终的天才将官底雄图，便碰在命定的礁石上而粉碎了。自那时期以后，欧洲的战争，便改变了面目。从前是封建王侯夺取更多的子女玉帛的互相征伐，而现在则“每个民族要有它自己的国家”了。从前瑞典可以统治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可以入主匈牙利，而现在则政治上未取得统治地位的人民，要争求自己的国家。 很显然的，Nation 一字，主要地以政治权力之获得为其基本根据（raison d’être） ，应译为政族而不应译作民族。nationalism 是政族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少数人民自决运动 ”，是生活在非自己的政权统治下争取有自己的政权的准政族运动。所以欧洲只有准政族问题 （Nationalitatenfrage），而无政族问题 （Nationenfrage），因为政族，事实上定义上都是已树立了政权的结合体，如说政族问题，便是自己矛盾的命题。如欧奢（Henri Hauser）列举言语，地域，历史，血缘等因素不能决定政族之所以为政族之理由后，提出政族之形成，由于它愿意成政族的意志（la volonté qui veut être une nation），换句话说，便是一个特定集团的人，自己树立自己为一共同体底负荷者（behauptet sich als Trager einer Gemeinshaft）。所以一个政族国家底主权（sovereignty），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不容任何置疑。因为这种统治的政权是以暴力为基础，自然不可以用理智去思维去衡量了。
（三）
伴随西欧政族运动而起的另一潮流——社会主义，不再本文论列的范围之内，我们要指出的是，是这种“有神秘外衣”的政族主义，很快便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与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不相同的政治动态，将来亦不会相同，盲目地邯郸学步，是难得所希望的效果的。
欧洲政族运动之崛起，并非受外力之压迫，而是由社会内部阶级力量之推移。典型的法国便是如此。这种阶级力量推移之结果，又以掌生产锁钥的资本家为政治底实际统治者，由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大再生产，它对外便不得不采侵略的方式。所以“政族主义”便不得不与帝国主义，成为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中国近来的“民族运动”，纯系受外来侵略的本能的反映，我们说本能的，意思是说，感觉生存之受威胁而反抗，但并无明白一贯的意识形态作基础。这与西欧的政族运动，已经不同，此其一。
中国在历史上，固然在西晋以后受异族统治或割据一部份者，占时间约一半以上，但是它不像西欧的政族，以暴力树立自己，形成各政族间不可泯灭的仇视，猜忌与战争，反而以时光的流逝，抹去了过去的血痕，把征服者同化于被征服者文化集团，甚至不能看出两者间有任何差异。 笔者有一位朋友曾企图叫西欧的政族为“自为的”（self-making）民族，叫中国为自在的（self-being）民族，也是着眼于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说过去历史偶然侥幸的事实，不复能重现于今兹。而且我们还可以有充分理由说，现在我们不但不能同化我们底侵略者，而且日益奴化于我们底侵略者。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屡被异族征服而总是更加扩大其文化领域，全 然异于欧洲的政治发展，这是好是坏，姑置不论，但总不失为一事实，此其二。
但是过去尽管不同，而海通以来中国受内外煎迫而起的拘挛，是不是如一般欧洲文明人骂我们而我们也一般的自承的“中国不配称现代国家”，而像欧洲运气坏的“准政族”挣扎着 走向“政族”底道路呢？“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成世界”，中国是不是以落后的关系，所谓“资产阶级越到东方越卑鄙”，因此日益加深奴化的即殖民地化的过程，而自己作不成“ 政族国家”呢？
思想底惰性，很容易使我们对上列的问题作是定的答案。假使我们探索一下中国何以不 曾走资本主义底道路，即欧洲何以因此而有近代政族国家，对于这问题、或者可以多明了一点 。魏伯（Max Weber）曾论欧洲资本主义发生之原因，即不是纯由于人口之增加，黄金之大量流进，也不是只由于滨海交通的地势，而是由于合理的长期经营，合理的簿记，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这也不足以尽之，而需加上合理的意识，生活之合理化和合理的经济伦理。这里 便是我们所说的西欧的文明，是以合理的手段，追求不合理的目的，在他们极度理智支配的生活中，包含着极不合理的核心；这与中国历来的精神，迥乎不同，所以中国并不是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终于不走向资本主义，中国派遣留学生，效法富强之术，在日本以前，而成绩远落日本之后，其主因便在一贯非功利的思想与重农抑商的政策，使我们虽有不断努力资本主义化的尝试，结果总是“江南之橘逾淮为枳”。而西洋的中国通，如魏伯以为中国由于畏敬祖先的“魔术的传统”而拒绝革新，拉狄客以为地域之隔绝只能有内地贸易而无海洋交通，致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等等议论，我们都只好付之一笑了。
（四）
一个人之有人格，是把他底躯体，籍贯，社会关系等除外，还有某种使人可以辨识的东西存在；一件艺术品之为艺术品，是从组成它的文字或素材里面，还能感觉出别的意味；这种超越物质的倾向，我们叫作自由。在这种意义下，我们无需争辩是否有绝对的自由，或过度放纵的自由是否有害的问题。因为这种自由，总是以某种物质条件为前提，而其发展底结果，总是使文化更向前进。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是自由。中国底自由 ，是“自在的”，与西方的自由有待于争取不同。我们知道“不并容性”是物质底基本特质，而这样的自由是在“空间”不占位置的，可以尽量去发展。中国的精神，其着眼之点，便刚刚在这超“体”的“用”。我们用以调整人与人间的关系而消泯争端的，是“礼”，可是“礼云 礼云玉帛云乎哉”，它所要的，不是繁文缛节，不是拘虚生硬，而是要那在揖让间的雍容！中 国的官吏不是要朝出一令暮颁一律，而是要政简刑轻，使民随其生。这并不助长苟安与放纵，反倒是保障和启发创造底源泉。所以中国底艺术家，如恽南田见王石谷画后，“耻作人间第二 手”，乃弃山水而习花卉，理想中的政治，是“中原有主”以后，虬髯客便到扶馀去辟土称王 。西方把压迫和自由，看作对立的两极，主要是他以为物质之获得愈多，便愈自由，而未看到自由愈发展，其可能供支配的物质愈多。由于这个颠倒，我们总看到以争取自由为口号的集群 ，结果成功以后愈成为自由底障碍，相激相荡，惨剧乃层出不穷。中国是垂拱而治，使民乐于死；而西方则从生到死，一举一动无不受国家干涉。前者外表虽似“一团散沙”，但生存力富韧性而能适应；后者则紧张鞭策之不已而不免于脆折。所以中国“土著”兵工厂，“无科学知识”的工人，会不需机器而能用手工制造来福线；中国的学者，能以极少的凭藉，获取近代最 高的知识而斐然有所创作，这根据什么来的呢？笔者以为是不外我们这种中国式的“自在的” 自由传统，虽为我们日用而不知，但它对于创造力之保障与诱导都尽了莫大作用的缘故。
以这样的自由精神，当然在经济上造不成资本主义。不但是奥本海末认为那使工业有充 分劳动力的土地圈禁，为资本主义底成因，在中国不存在，而且如魏伯所说的那种企业精神， 在中国虽不是没有，但是用它的态度亦是不同。这样，中国至少在殷以后没有奴隶制度（所谓 奴隶制度，是指奴隶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而言），中国农民之于地主，也异于欧洲农奴之于领主。中国不是没有阀阅世家，但是春秋时奴隶亦可以作卿相。在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政族，中国这个社会，不需要向内压迫，向外扩张。因此中国总根本是和平的，与异族的战争，总起于自卫，而文化与武力较我们均落后的邻人，纵然有宗主的名属，也 对他们不作政治的征服与经济的榨取，而南洋的中国移民，三百年来也从无官吏和军队作他们底后盾。中国不是政族，所以也无需帝国主义！
（五）
中国底中庸，最易为人诟病误解。然而浑厚之于颟顸，刚毅之于悍暴，貌似而神不同。 中庸是孔子学说底精粹，孔子底思想，受老子和易经底影响最深。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易之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表现于中庸。它常是在将发而未发的状态中，以预备一切可能的将来契机。这种态度，一方面可以兼容并蓄，而并不流于无定见的折中主义；一方面可以应付疑危震撼辛苦抑塞的时际，而不致流于狂暴或怯懦。能够因时致宜，所以孔子对于问礼问孝都以人以时地而回答不同；不玩物丧志，却亦不妨其博学多闻，“多识于禽兽草木之名” ，他不制作呆板的定律，不要求难能的德行；不讲理智，而处处不背乎理智；罕谈天命，而身心自有寄托。他在理智方面，并不困于西洋所限的矛盾，所以他不需要从人间逃避到天堂。中国因此没有宗教，也没有像西欧那样因宗教的不宽容而起巨大的争端与屠杀。中国的思想，所谓儒释道三教同源等等，固然糊涂，然而晋以后较高明的文人，几乎无不通佛典者，也足以见 中庸精神博大之一斑。韩愈底辟佛，其理趣之庸陋，固久已为人所公认，然在他底私生里，与浮屠仍是时相往来。从汉以来，历史上随时见释教与黄老之倾轧与起伏，然而都只出帝王一时 的喜怒，并不曾煽起民间以宗教之不同而生的仇视。
正因中庸是宽容博大的，所以中国没有带历史根源而形成的长久固定的党争，宋朝底元祐党纲，党人只不过贬谪于较偏僻的边域去做郡守，并不曾流过血。中国底治者，向来不制定严密的尺标，责人人以必守，除了必不得已的最低约束外，原则上总是不强制人民入一定的模型，另一方面，游乐亲切的态度，使治者与被治者，有一种直接的伦常关系，州牧是“民之父母”，辅佐是元首的股肱。这与西方国家之与人民，纯是一种法律的抽象的权利和义务之交织 ，是大异其趣的。若我们说欧洲一般讲立法，司法，行政等机构如何组成，政权治权如何运用 等是政制（plitical system），近世政党以主义政纲为号召而企图以议会选举或革命取得政权者，可以叫作政志（political will）；中国治者与被治者间不是建筑在神秘的宗教信仰上 ，不是基于抽象的权利观念上，而是在直接的伦常的纽带上乃正可以谓之曰政治（politics）
正因为中国是这样的政治，所以中国两千年朝代底更迭，或者是饥饿的农民造反，或者是由外来压力，而从不曾有如欧洲以来崭新的信仰或主义的群众革命。
（六）
我们不能否认也不企图否认中国过去一切残暴血腥的事实，现在一切腐纪昏情的缺点。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检讨一个人或一集团人在文化上的成绩，永远是以其能达的最高峰来评价 ，而不是其平均值或缺点的多少。中国若无可以立足的理由，那我们就不明白何以四千五百年经过如许多的内乱外患，还能幸存，而不向古埃及希腊与罗马徒为历史的陈迹？这当然不是空谈中国历史最古地大人多，决不会亡，这类只拿来安慰自己的话，便可充数。这需要在我们流衍嬗递生活于我们每个人血肉中的意识，去辛苦发掘我们可以用来争取我们自身生存的宝藏。我们没有幻想，以为诵孝经可以却黄巾，用大刀可以敌飞机；但是如何可以利用我们现在极度贫弱的物质凭藉，可以抵抗坚甲利兵的侵略；这是提在每个人面前最严肃的任务。 笔者个人底 愚见，以为技术之获得，并不困难。中国在外患加深之后，工业，交通与军备底建设，近年反有长足进步，使我们暂时可以脱离“五日亡国”的危险。如何在固有的精神中，探索适于近日我们的资料，以恢复民族自信心，发展我们底创造力，一面消泯内部的摩擦，一面增强对外的力量，这便是我们所需要的民族意识。
笔者不敢妄冀忙迫中提出的两点意见，能对这问题有任何贡献，若愚人千虑之余能供智者一得之助，则已是出乎希望以外的厚幸了。
（原载1934年5月北平出版的《旬论》，2002年2月上网于五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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