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说起
陶世龙
引子
2002年12月初，从网上得知,余桂元主编的中国《全日制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引起轩然大波(光明日报2002/12/07；联合晚报 2002/12/05）。
据说《大纲》提出：“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和北大的燕园论坛上，可以看到“否定岳飞文天祥决不是小事，其实质是要否定我们这一代仅存的一点价值观”，这是“将历史当作灰面团随意搓揉”;质疑“一个对历史都不尊重的民族,会尊重自己吗?《大纲》受到压倒性的抨击。
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002年12月9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出面就有关问题说明，现在全国使用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里没有涉及到“岳飞不再被称民族英雄”的问题。一些媒体所传内容实际是指1996年《教学大纲》颁布后，为帮助教师了解历史学界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有关方面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学习指导》作为参考，《学习指导》收集的是部分专家、学者个人对涉及历史教学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教学大纲》文件本身的内容。
这位负责人说，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都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早在5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是否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由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这一类的学术讨论引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
事情似乎已经了结，但从争论中看出，其实仍是存在不同认识的。这里面有观察评价的角度和标准的差异，而对“民族”、“民族主义”这样的基本概念还未能准确清楚的界定，和缺乏历史知识，也是造成认识混乱的原因。
如按报纸报道所说：《大纲》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却仍认为金、元和宋王朝之间的战争是“民族战争”，肯定岳飞和文天祥“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使自己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反对者肯定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逻辑上能成立了，却又会遇到一个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他们是哪个民族的英雄呢？如果再学究气地追问一下，那时的中国人有“民族”的概念吗？宋和金、元之间的战争是民族战争吗？就很难说清楚。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现在波澜既将积淀掀起，正好趁此好好审视一番和澄清。
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
1、中国历史上本无民族的概念，连“民族”这个词也没有。
“族”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是箭锋的形象，在现代汉字中作“镞”。后来用以表示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如公族，氏族、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三族（父、子、孙）、宗族、家族等等；有时也将无血缘关系的人包含在内，如三族可以是父、母、妻；公族也可以包含部属。惟独无民族。专收古汉语词汇的《辞源》里面便查不到“民族”一词。所以孙中山要说：“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按他的解释，国族主义即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617页）
2、“民族”一词是从英文 NATION 翻译过来的。在英文中，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个字。“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也可译为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原意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之主义，凡一国中有数族者则同化而维系之，一族在数国者则联络而吸集之。”（中国文化研究所《中文大辞典》，台北出版）。系因欧洲民族运动的出现而产生，杨一之教授在“论民族意识”一文中有解释：
“‘民族运动’，在西欧以法国一七八九年底大革命为典型。它底根本意义，是以少数人底集团，对一个文化共同体（Kulturgemeinschaft)执行统治…所以法国大革命后纵横全欧的军队，以解放邻邦人民为口号而有‘在枪尖下给人自由’的话柄。”
“拿破仑不曾意识到法国革命底榜样，使其他国家也闻风继起。…自那时期以后，欧洲的战争，便改变了面目。从前是封建王侯夺取更多的子女玉帛的互相征伐，而现在则’每个民族要有它自己的国家’了。”
“很显然的，Nation 一字，主要地以政治权力之获得为其基本根据（raison d’être），应译为政族而不应译作民族。nationalism 是政族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这种“有神秘外衣”的政族主义，很快便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与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不相同的政治动态，将来亦不会相同，盲目地邯郸学步，是难得所希望的效果的。（原载1934年5月北平出版的《旬论》）
3、在中国，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为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就满人与汉人的历史恩怨，以之作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斗争的思想武器而引进的。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中追述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时所说：“从前我们在东京办《民报》时代，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驳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州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州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称号，满州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以说是易朝，不是亡国。”其实这种看法并没有错，就是孙中山在同一篇讲话中也承认了大清帝国即中国，而在1894年他的《上李鸿章书》中还表示过“当今光[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尧之采。”（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第一页）是认同这个国家愿为爱新觉罗王朝效力的。后来的转向革命，实因清庭实在太腐败而又不思改革，并非满汉历史恩怨之故，辛亥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
4、在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压迫的形势下，经过中国化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救亡图存起过重大作用。
孙中山引进民族主义时，一度有过把中国就看成是汉人天下的迷失，不过后来也改变了观念，民国建立即以“五族共和”为国本,并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概念包容了中国人中的各族（现在官方认定的有五十六个之多）。在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依当时之趋向”，又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辞海〉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参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586、591-592页）
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抵抗列强的侵略压迫起了凝聚人民的力量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成为响亮的动员人民的口号。而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欧洲提出的民族主义原意是大不相同的，如杨一之教授的解释：
欧洲政族运动（即民族运动）之崛起，并非受外力之压迫，而是由社会内部阶级力量之推移。典型的法国便是如此。这种阶级力量推移之结果，又以掌生产锁钥的资本家为政治底实际统治者，由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大再生产，它对外便不得不采侵略的方式。所以“政族主义”便不得不与帝国主义成为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中国近来的“民族运动”，纯系受外来侵略的本能的反映，我们说本能的，意思是说，感觉生存之受威胁而反抗，但并无明白一贯的意识形态作基础。这与西欧的政族运动，已经不同，此其一。
中国在历史上，固然在西晋以后受异族统治或割据一部份者，占时间约一半以上，但是它不像西欧的政族，以暴力树立自己，形成各政族间不可泯灭的仇视，猜忌与战争，反而以时光的流逝，抹去了过去的血痕，把征服者同化于被征服者文化集团，甚至不能看出两者间有任何差异。我们当然可以说过去历史偶然侥幸的事实，不复能重现于今兹。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屡被异族征服而总是更加扩大其文化领域，全然异于欧洲的政治发展，这是好是坏，姑置不论，但总不失为一事实，此其二。（“论民族意识”，原载1934年5月北平出版的《旬论》）
因此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不再受欺凌和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很有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科学的思维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民族。(未完,接下页)*
5、独特的地质地理环境和共同的历史，是中国各族结为一体的基础。
从地质地理条件来看，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古时还要多）都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由于地球历史近期发生在这里的强烈的地壳运动的影响，高原山岳占去了大部分，平地少；土地成为最宝贵的资源，这和欧洲与北美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大不相同。
人群聚集成落，需要有适宜的土地供给饮水和食料，才有生存的基础，天然形成的地质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初民的活动范围，《楚词·招魂》中的呼唤：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楚辞赏析
固然反映了那时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认识的局限，同时说明了中国人眷恋故土，不会向外侵略扩张的天然原因。
最适合耕种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黄河流域内被称为中原的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气候适宜。住在周边的人群竞相向这里聚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因而中原地区是争夺最激烈的场所，成为中国历史政治舞台的中心，几乎是谁掌握了中原，谁就成为正统，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
我比较赞成剪伯赞先生的看法：“所谓汉族者，并不是中国这块地盘上天生的一个支配种族，而是自有史以前迄于秦族的迁入，中原诸种族之混合的构成。同样，中国的的中原，也不是汉族独有的天下，在史前时代，这里是中国境内诸种族自由进出之地。”（剪伯赞著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二版，第9页）
黄帝是逐鹿中原最早的胜利者，他战胜炎帝又战胜了蚩尤，结果是炎、黄两部联合起来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人，或者还应当加上蚩尤。蚩尤的部落也称为三苗，在战败后一部分逃到西南山区，但仍有不少留了下来，与炎、黄共同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文明。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研究发现，黄帝杀蚩尤之说，源出司马迁的《史记》，而在此以前，如《国策》《管子》《韩非子》中都只讲道蚩尤为黄帝俘虏，而没有说杀掉；《管子》中还有“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的记述。赵翼他认为可能因蚩尤有“非常之材能，察阴阳，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九，中华书局据乾隆庚戌年湛眙堂刊本断句排印，1963年北京第一次印刷,中册，366-367页)我更相信这种说法，蚩尤部落可能是最早知道冶炼金属和能预测天气变化者。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壤和水利的条件都比较好，但一开始许多地方曾是沼泽和海滨盐土，只是经过人的辛勤劳动，才把它建成良田沃野，成为当时中国最富裕最文明的地区。住在这里的人可能不免有几分自傲，用有赞美之意的“华”“夏”自称，而将周边的居民用“戎” “狄” “夷”等等带有贬义的字来称呼。
但是人的财富多了,养尊处优，容易变得贪生怕死，体力衰退,所以翻开中国得历史，常常是落后的文明战胜先进的文明。因为在那以大刀长矛为主要兵器的年代,两军交战,是士兵面对面作体力、技能和勇敢的较量,文化落后，思想简单，体力强悍的游牧人，显然占了优势。
譬如“（西戎）性坚刚勇猛，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苦寒，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马非白著秦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457页;）周幽王即因西戎中的犬戎入侵而丧生，周室被迫东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
又如北边的匈奴，从秦到汉一直是华夏的主要对手，许多时候还占上风。他们逐水草迁徙，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音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单兵作战，来自中原的士兵不是对手。
如何对付来自边缘地带的强悍的袭击者，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老大难。那些本来强悍的种族，打进中原并坐稳天下，变得文明富裕文弱以后，角色转换，他变成了新起的贫穷落后然而骠悍善战的种族的攻击目标。 中国的历史似乎就是这样在一幕一幕地重复演出。
不过中国各族尽管有时处于对立状态， 进行过残酷的战争，但更多的时候是和谐相处，战争的结果也总是导向融合。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在长衣的下摆上系上佩环，穿上这样的衣裳表示不再打仗.他主要还是以建设文明生活来凝聚源出多处的人群,取得缔造中国的成功。
先父在国力与史力一文中提出：“爱国精神的主要源泉是国史，是一国国民所共有的，亦即一国国民所特有的，正因为是一国国民共有的，所以对内有统一性，也正因为是一国国民特有的，所以有独立性。统一的国史，可以使血统语文不同的人合成一国。”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族共同写下的，即使曾经对立直至兵戎相见，那也是缺少了任何一方也唱不出这台戏。中国无论经过多少次分裂仍归于一统，就有这历史的力量。历史见证着大家都摆不脱互相依存的关系。
6、汉与匈奴，宋与金、元，元与明，明与清的战争，不是民族战争，
将匈奴、女真、蒙古等住在周边非华夏集团的族群视为外人，是站在以汉族政权为中国正统的立场上的偏见，也有对历史事实了解不多和不准确的问题。属于少数民族的剪伯赞先生的看法就不是这样，他认为：“（中原）不是汉族独有的天下，在史前时代，这里是中国境内诸种族自由进出之地。”（剪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第9页.）我以为这样的观点更可取。
再说，如果要从人种的血统来考证，首次统一中国的秦人，无论秦王室究竟是不是戎的一支，但秦人中有大量的戎是不争的事实。秦本是个实力不大地位低下的一个小国，是秦穆公征服吸纳了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才成为与中原各国平起平坐的一方霸主。有善战的戎为兵源，秦军横扫六合也就不奇怪了。（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
秦混一中原诸族，威振一时，但无法征服北边的匈奴，“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杨雄，见汉书·匈奴传第六十四下）。到汉代，秦人成为汉人了，匈奴仍是汉王朝头号对手。而这匈奴，按他们的说法，“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也是华夏子孙。
不要说那时大家没有民族的概念，且因汉与匈奴之间边界并不明确和固定，汉之叛乱者逃亡入匈奴者史不绝书，匈奴人归汉者亦众。历史上有记载的，如汉初分封为韩王的原韩国王室的后代韩信，曾与匈奴联合侵扰汉地，最后又逃到匈奴居住；还有个卢绾，和刘邦极为密切，是邻居而且同日而生，虽不姓刘也得封燕王，但他后来叛变，失败后也逃到匈奴去了，他们都是带有人马去的。（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匈奴归并入汉的人更多，公元前53年即汉宣帝甘露元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向南迁移定居，成为汉的北部屏障。宣帝去世后，元帝继位，派到匈奴的使臣，曾与之盟誓：“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虽朝中有人反对，但盟约未废。其后“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王昭君有后代在匈奴延续；被俘后投降匈奴的李陵，在他的家属被汉武帝下令杀绝后，与匈奴女子结婚，也生育有后代，成为匈奴世家；被匈奴扣留的汉使苏武，持节不屈，曾被发配去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留匈奴十九年后始得返汉，他也曾与匈奴女子生有一子，此子后来也入仕朝廷，子孙绵延于汉室。（汉书卷五十四·苏建传第二十四；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王昭君、李陵和苏武都是有名人物，所以他们留下的混血后代史书有记载，可以想见汉和匈奴结合生下混血儿是不会少的。汉对加入汉方的匈奴人，匈奴对加入匈奴的汉人，都并不以种族的差异来区别亲疏。其著者如匈奴人金日磾，尽忠汉室，成为汉武帝临终顾命大臣之一。这种信任还不仅是对个别人，定居下来的南匈奴，作为整体与汉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仍然出没无常，不时南下掳掠百姓的北匈奴。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公元89年汉王朝对北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一战,汉方的主力军为一万四千骑兵,而其中只有四千是汉人,另一万人全是南匈奴的士兵,其他侧翼人马,主要也是匈奴和羌胡组成的.这一仗“斩(北匈奴)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率众降者前后二十馀万人”(后汉书卷二十三,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本,第八一四页)其残余后来西逃直至欧洲,再也不能为患中国了.汉方统帅窦宪和耿秉登上燕然山，刻石纪功，随军的斑固为此写下的《封燕然山铭》，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句；“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同时也记录了南匈奴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率兵参战的功绩 。须知，这一仗是南匈奴单于请缨才发动的，所以这样的战争能说是汉族和匈奴之间的民族战争吗。
再看宋与金的战争。
女真族住在中国东北境内，这里在清末被沙俄侵夺以前一直是中国东北部各族栖息出没之所，唐玄宗时便已在行政上归属中国中央政府，建置为黑水府，当地的首领被任命为都督、刺史，成为中国的地方官员，以后或服从中央，或自行其政，依中央政权之强弱而异。金为其完颜阿骨打所建立，从一隅之地发展到占有中国北部，存在一百多年后为元所灭，并接着为明王朝所统治。及至出现杰出人物努尔哈赤，再次割据一方,建号金国。（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即位，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清史稿卷一·本纪一）后来又进入中原，发展成为大清帝国，统治全中国二百多年，并曾使中国出现民富国强的盛世。
孙中山曾以康有为等保皇党人说“因为满州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称号，满州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以说是易朝，不是亡国。”来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亡了。”其实保皇党康有为等说的没错。努尔哈赤的祖辈就有中国的地方官员的身份，在他得到龙虎将军头衔前，明朝大事的原始记录《明实录》中，还有努尔哈赤在被任命为建州都督佥事后，亲自到北京朝谢的记载。（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第一版，888页[据三十年代讲稿]）
努尔哈赤建立的金，固以女真为主体,这与南北朝时鲜卑建国为燕,氐人人建国为秦等等无异。后金吸纳了包括汉人在内的众多族群，取明而代之,赫然入中国历史之正统，时至今日，更何能以外国待之！>
明末大学者顾炎武(1623-1682)曾言及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改朝换代为亡国，此肉食者事，匹夫无庸参与；亡天下，则指中华文明之道统中斩，故天下兴亡，匹夫亦有其责。王夫之(1619-1692)也说过“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王夫之，宋论卷十五）故当时他们视蒙古、满州为外来之亡天下者，自有其理。
但蒙古人主导的元朝，赫然在中国之正统，元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弘远矣。”这是明代著名学者汉人宋濂等编的《元史》对他的评语，实不为过，因为在今天我们还可感受到他对奠定中国的疆域和典章制度上所作的贡献，虽其后代乏善可陈，且有倒退之举，但其族人终融合于中华大家庭中是不易之事实。而满州入关后，融入中华文明的程度，更超越前人。龚自珍（1792-1841）在“说居庸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自入南口，或容十骑，或容两骑，或容一骑。蒙古自北来，鞭橐驼与余摩肩行，时时骆橐驼衔余骑颠余，余亦挝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赵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赵，安得与反毳者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定庵续集卷一，定庵全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43-44页）
这位生长在所谓“乾嘉盛世”末期公认的的爱国思想家，不再把满州、蒙古当成外国，即此时中华民族已成功融合的反映。近代汉族史学家孟森对女真族也有“顾其族为善于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者，其知识能随势力而进，迨其入关抚治中国，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历朝明盛诸帝之下。虽死于安乐，以致亡国，在女真之根性，实一优秀之民族也。”的评价。（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第一版，379页[据三十年代讲稿]）
反观历史，继五代之后，出现岳飞和文天祥的宋代，一直未能完全统一中国，先后有辽（后为西辽）、夏、大理、金和元等政权与宋共存。北宋尚可居于主导中国的正统地位，南宋偏安，不过是几国中之一国，而且为弱势一方。宋与金、元，犹如南北朝时鲜卑人当皇帝的北朝与汉人当皇帝的南朝的关系，南北朝之间也多战争，未闻有视为民族战争者。而五代中的唐朝（后唐）建立者唐庄宗李存勖，“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纪第四）继位的唐明宗“世本夷狄”。（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第六）代唐的晋高祖石敬瑭，“本出于西夷”（新五代史卷八·晋本纪第八）；代晋的汉高祖刘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也是突厥的后代。（新五代史卷十·汉本纪第十）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当皇帝的王朝都被列入正统，其中如石敬塘还是在契丹卵翼之下才当上皇帝的，仅能控制部分中国的土地，但他所建立的晋可以列入正统，辽却归入“四夷”。故贬抑金、元，是出于明显的偏见。
契丹、女真和蒙古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交替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且根在中国，尽管有时争斗激烈残酷，而更多的是都为发展中华文明作出过贡献。因此，把当时的冲突看作是一时的兄弟阋墙，应该是能够理解的。
7、住在中国，无所谓民族意识，而是受利益的驱使。
住在中国周边的各族，从总体上看，生产落后，贫穷但勇悍，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发动战争的目的，最初往往不过是掠夺财富。
最早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大患的匈奴，“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日子好过时放牧射猎为生，日子紧了则出去掠夺。打仗时，抢到的东西或掳掠到人，都归他所有。“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后起的契丹也一样，辽的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趁中原军阀混战，乘隙打劫。如公元922年，晋王李存勖讨伐镇州张文礼，张的同伙定州王处直派人向契丹求援时说：“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的老婆不愿打这一仗，但阿保机一听张文理有金玉百万，就来劲了，于是“空国入寇”。（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一）不过这次碰上的对手是突厥的后代李存勖，其部下也是强悍善战的，阿保机大败而归，又赶上天降大雪，人马饥寒，多死。但到他儿子德光继位，石敬塘为夺取中原，将幽州等处大片土地献给契丹以换取援兵，使契丹的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在他一度占领华北时，“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
金、元、清之起，将士用命，也是有打仗便有利益可得得因素。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发动者，也多是为了追逐利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的家当最大，刘邦、朱温都以此向他的老子夸耀过。孙中山说“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得，但中国几千年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710页）可谓切中要害。需要补充的是，不止是想当皇帝的那个人要打江山、坐江山，那些追随者也是为了打下江山后，自己能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刘备仅割据一隅，听了诸葛亮引耿纯劝刘秀称帝的一番话：“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由从公也。”便也称了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汉人打汉人，打起仗来各为其主，也可以是很凶残勇猛的，因为与自己的利益攸关。刘备攻下成都，即取城中金银分赐将士，比起来算是“仁德”了。因为他“还其谷帛”，让百姓还有吃穿。许多时候是城破后允许大掠几天，子女玉帛，悉其所取。利之所在，是不分种族的。
8、中国周边少数族群之兴，多得汉人之助；作为一个能问鼎中原的政治集团，更总是是为多个族群的组合，绝不可用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认识。
这些周边的少数族群，人少文化低，开初多无入主中原之大志，不过是间或来打劫点财富，只为得利于眼前，有时因出现一二杰出人物，强化了该集团，又正巧当时中央政权腐朽无能，不堪一击，于是加入到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中，也想当全中国的皇帝了。苻秦、拓拔魏、完颜金、忽必烈和爱新觉罗集团都是如此。
鲜卑族的拓拔魏自称其先祖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有子二十六人，其中名昌意者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但到魏晋时虽已迁到今呼和浩特南边不远的盛乐居住，仍很落后，其王储因出使晋的都城洛阳时，学会了用弹弓打鸟，回去后表演成功，想不到却被部众视为“得晋人异法”，担心他会变更旧俗，竟把他害死，由此可见其无知和保守。但到晋末中原大乱时，出了两个雄才大略的首领拓拔珪和拓拔焘，又吸纳了一大批汉族人才，其中名门崔氏家族中的崔浩，成为魏太武拓拔焘的左右手。拓拔焘曾给各部尚书下令：“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行。”（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卷二十一·列传第九>）所建魏朝（史称北魏）很快强大起来，统治中国北部长达一百多年。
氐族的文化程度较高，所建秦国在北魏之前就统一过北方。其领袖人物苻坚文才武略出众，但他如不是得到汉人王猛的辅佐和大批汉人的支持，也难以成功。
契丹原来很落后，唐末因边将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又正好出现了个杰出人物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阿保机将得到的汉人集中在炭山东南滦河附近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辽国的崛起乃得汉人之助。阿保机向汉人学习文化，办事多用汉人，他原来连姓也没有，是汉人取隶书的部分笔画造出了契丹文字，这下子才“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耶律阿保机任汉人韩延徽为相，号“政事令”，辽国始具规模。（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
金、元、之兴起，主要靠武力，对汉族知识人才无所倚重，但其本族人口有限，故均联合他族，收容或掳掠外来人口以扩充实力，最后已并非单一种族组成之集团。
金建国初年，士兵以东北部族为主，灭辽之后，编入契丹及汉人颇多，而在占领中原后，其基本队伍女真士兵移居于此，分得土地和耕牛，人三十亩，奴蓄汉人为之，结果是女真兵“自幼娇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弱，何足倚办。”（金史·卷一○八侯挚传）最后不得不征用汉人，“民家丁男，若或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乡里，嗟怨盈乎道路。”（金史·卷四十四志第二十五）难怪蒙古铁骑袭来犹如摧枯拉朽。
成吉思汗时蒙古兵无敌于天下，西征南伐，纵横欧亚，占领辽阔地域，但其人口不多，虽规定蒙古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能用于中国的兵力也有限度。其伐宋之军队，便有许多汉人。如决定宋王朝覆灭的那场海战，元方水师的主将就是汉人张宏范。他统帅的两万人，是在扬州选拔的，（元史·卷一五六张宏范传）蒙古人不习水战，参战的元军不全是汉人也是汉人多。
清军也不是单一的满族组成。明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初建八旗，共六万人。其中有蒙古一万一千四百，汉军二万四千○五十。到清崇德七年，汉军扩充到二万四千五百，比蒙古八旗还多七千二百一十。（魏源，圣武记附录卷十一，武事馀记，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本四部备要，据古微堂原刻本校刊）入关后，将收编的明军建为绿营，为数更超过八旗。
大清帝国朝廷的组成，开始是满人占绝对优势，后来汉人地位逐步提高，直到平分秋色，这也是清入关后对全中国有效统治，能维持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朝明文规定，各级政权机关第一把手必须是蒙古人，但也不是清一色，汉人可以当副手。所以、元、明、清统治集团，都不是按血统、信仰或阶级成分来组合，而是利益的结合。种族间的冲突是有的，元之种族歧视尤遍及各方面，这也是他代宋后仅八十八年即垮台的原因，但此时并无民族意识，指导人们的思想仍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此处的“国”实为为一个一个的利益集团，也大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
9、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出现，是在受到西方列强侵略以后，此时有共同历史和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在中国讲民族主义，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维护中国各族的总体利益并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
民族主义一词在中国，为何人于何时首用，或不可考。但民族主义意识是因列强的侵略而产生无疑，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自有我们的定义。此处的“民族”是指整个中华民族，以此衡量，林则徐、邓世昌等作为民族英雄也无疑义。他们不仅是汉族也是满族和中国各族的英雄。
在岳飞、文天祥的时代，尚无中华民族的概念。岳飞、文天祥的精神支柱是忠君爱国，此处之国亦即是君，君国一体，故陆秀夫负帝昺投海，遂书“宋亡”。而民为国本，人君复自居于民之父母之位，忠君爱国，盖亦包括保护人民在内。故岳飞、文天祥的精忠报国，非仅为赵氏一块肉。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更可以说是在捍卫文明。
论者或曰：宋帝昏庸，朝政腐败，忠于此政权已无意义。不然，因为无论宋政权如何腐败，宋之经济文化远较女真、蒙古先进。当活字印刷已在宋出现之时，女真、蒙古尚无文字，即可见一斑。
中国人每以唐代的强盛而自夸，但就经济比较，宋代经济发达的程度远胜于唐。如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一年的铜产量为一千四百多万斤（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下·坑冶），而被称为唐代中兴之世的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年，全国铜的年产量仅二十六万六千斤（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这与矿业开放民营有关。当时中国技术领先于世界，工商业的繁荣，纸币汇兑已开始出现，人们生活富裕，从名画《清明上河图》即可略窥一二。这与宋代是文人治国，经济政策宽松的结果，也与宋辽之间停止交兵，提供了百多年的和平环境不可分。金兴兵灭辽伐宋，劫掠百姓，破坏生产；蒙古铁骑所至，为祸更烈，有“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的规定。进入中原，居然有人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都是在摧残文明，开历史倒车。
因此岳飞和文天祥的努力，非仅为一姓一族之兴衰，而是代表文明社会抗击野蛮落后势力的壮举，无论成败，都有推动中华民族成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和他的军事天才，使当时号称无敌的女真兵也连连败退，发出“撼泰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正是由于岳飞其他抗金力量的抵抗，才使南部中国能不受破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同时促进契丹内部改革，摈弃落后成分吸收中华文化，趋向与中国各族融合。文天祥虽未能阻遏元军，但其不计成败，抗争不屈，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超越种族，是中国各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出现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议，实因对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这些概念理解不一所致。如有以圣女贞德为法兰西民族英雄不能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英雄为例，说明岳飞、文天祥只能称为汉族英雄者，这是没看到在宋、元以后，中国各族所经过的融合。“中华民族”中的这个“民族”的概念为西方所未有。今天我们讲民族主义，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果套用源于欧洲的那种民族主义，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对内压迫对外侵略，那是很危险的。
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怎样看待岳飞、文天祥，当然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上，如怕伤某些少数民族的感情而取消他们民族英雄的称号，不成理由。事实上，女真对岳飞、蒙古对文天祥都是很尊崇的，虽然元朝和清朝的皇帝都是看中了他们对皇帝的忠，褒奖他们，是要臣下效法，并不足取。另一方面，如保持他们民族英雄的称号，却仍仅以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为根据，还是贬低了他们的精神价值，也确实不易为其他族群所满意。我以为最重要的，在于发扬他们超越族群、国界的道德精神，认识他们的行为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10、 中小学历史教学应当受到重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需要全社会关注，认真研究，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
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还没见到过，但从相关报道和网上的论坛可以看出，其反应之强烈，大概为《大纲》制订者始料所不及。同时从网上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有关民族的一些基本概念尚未澄清，历史知识缺乏。如何正确认识民族主义，更是屡有表现的一个值得重视的严重问题。
多年来，由于高考不考历史，多被荒疏，不少人的历史知识，来自影视，而戏说虚构，莫辨真假；史学研究常受外来干扰，不能客观反映历史，历史教学亦多误导。顷见袁伟时先生所著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对此，我深有同感。在很赞成袁先生的呼吁：为了现代化顺利进行，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
*2002年12月25日本文在五柳村（海外）首发时，分为（上）（下）两篇，此次合为一篇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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