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华语文学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高行健是近百年来华语作家中最幸运的一位，他的获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而是所有华人的荣誉。中国作家协会对高行健获奖的声明，也可以看做是一个象征，它象征了对自由文学写作精神的否定，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一个从来对创作自由就没有诚意的国度里，一个以自由精神写作而受到世界首肯的作家，他的命运也只能如此。高行健获奖的意义不仅体现对个人文学创作的评价，而是对一种自由写作精神的赞扬。中国文学五十年来的历程表明，一个失
去了自由写作精神的时代，它给文学和作家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创造性吸收。
台湾宪政民主的实现，就是一个典范。我们再往前看，看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十年里，尽管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中国读书人的良知和对国家的情感都没有丧失。那个五十年里，凡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的那些行业里，许多工作都做得很好。那时的教育，现在看来，不能说一点毛病没有，但大体上是好的，那时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当中，都出现过非常优秀的学校；那时的新闻也很了不起，出现了一代让人怀念的报人和报纸，像当年的《大公报》和《观察》周刊，在那样的时代里，他们是尽了一个言论机关的责任的；像王芸生和储安平，他们当年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前途的考虑，以他们现在留下来的文字论，是经得起时代淘洗的，他们在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上，五十年以后再看，他们是对的。如对西安事变、对日本、对苏联、对美国、对内战和对国共两党的观察，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还有出版制度。我们有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
局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承传和对西方文化的介绍，都是有目共睹的，要知道，商务和中华，都是私营的出版机构。我们不管那些时代里的政治是如何变化的，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那样的时代没有完全剥夺个人的自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还有创造和智力活动的空间，所以我很赞成中国科普作家陶世龙先生的一个说法：“大量有价值的思想和文章出现在四九年以前。”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认的。四九年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像鲁迅、郁达夫、施踅存、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老舍、茅盾、丁玲、钱钟书、无名氏、路翎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还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但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们在四九以后要么不能再从事文学写作，像沈从文，要么虽然还能从事文学写作，但已完全没有了自由写作的心态和自由写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和新时代达成了平衡，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是投湖自尽。
二十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早年左翼文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现在评价，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新月文人的写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写作却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典型。一九三六年，瞿秋白在狱中接受《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的采访时就说过：“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也未强之入党，此
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丁玲可以说是当年左翼作家中最有小说写作才能的，但她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一点曲折，最终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个在新时代为延安文化所驯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写作精神，而且还要用那种精神来领导文学，她在五十年代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以延安文化为基本思想，试图为新时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这些人的天下。丁玲在五十年代初期，最早以给萧也牧写信的方式，在《文艺报》上粗暴地批评了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是她在新时代对文学写作的最早干预。
“十七年”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因为没有了自由写作的环境，作家也丧失了自由写作的精神。五十年代重要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贴近主流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到后来的“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与《青春之歌》等等，虽然这些作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写出了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没有摆脱当时政治生活对作家的制约和影响。
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是政治批判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先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又有“批判胡适思想”，直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五七年就是反右运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过去的自由作家已由中心退到边缘，延安作家不但进到了中心，而且十分活跃。思想必须改造，自由职业开始变为单位工作，自由写作所依赖的新闻和出版制度已不存在，报纸杂志和出版已由私营转为垄断，绝对不许个人染指，专制时代在思想和文化上所具有的标志性特征，可以说已经完全具备
了。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就是当年左翼作家的内部争斗了，这个争斗的最后结果，就是周扬和丁玲在八十年代的最后较量，两个延安文化主要代表的最后分裂，可能预示了一种文化的最后衰落，但它的余波今天还在。
五七年那些成为右派的作家，本来是新时代里最有可能在文学写作上做出成就的，但二十年的右派命运，对他们的生命和写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心灵上，他们是比较脆弱的一代。右派作家是以当年“少共知识分子”为主要代表的，王蒙、刘宾雁、刘绍棠、公刘、李国文、唐达成等可为代表性作家。他们比纯粹的延安作家有较高的的文化和艺术修养，这使他们在七十年代末复出以后，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宰了当时的中国文坛，特别是控制了中国作家的领导权，但由于他们早年的思想局限，他们在控制中国作家领导权的那一时期，
并没有有意识地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所以在他们的时代并没有开出文学自由的新路。有趣的是在八十年代末，已经给人以左派影响的丁玲却在她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上大量发表右翼青年作家的作品，如北岛、残雪、刘晓波等人；六四以前，这个由丁玲主编的杂志周围团结的却是以北岛为代表的作家，而这个杂志最后是消失在右派作家主政时期，这真是历史的吊诡。右派作家五十年代的文学写作，并不是在对固有极权体制产生清醒认识的前提下的创作，这些作品虽然与当时的主流相比，出现了稍许异质的东西，但在根本上却不
是异质的作品。
到了文革，中国就没有文学了。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就是近年人们经常提到的“文革中的地下文学”，这样的文学以诗歌为主要代表，以北岛的写作最为人所知。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国内外评论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七十年代末以后的中国文学，以右派和知青作家为主要创作力量。但右派作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好像就一个王蒙还有创作力，而王蒙九十年代虽然努力写了“季节”三部曲，但也已从中心退到边缘，可以说，王蒙和他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知青一代作家虽然在创作上非常有生气，近年来国外传说中最可有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位代表，大体也就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的优点我不说了，我想说的是他们的一个局限。其实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新时期文学中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是在“文革”中开始他们文学生涯的。如余秋雨、贾平凹、蒋子龙、
张抗抗、谌容、韩少功、陈忠实、陈建功、刘心武、浩然、钱刚、陆天明、乔良、叶幸等等。从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上说，这些作家在两个时期的文学写作是有极大区别的，但单纯从文学训练的角度看，那些在“文革”中就有了文字生涯的人，他们后来在转变了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以后，在文学上又是另外一种面貌，这其中有多大的合理性？又要多大的局限？他们的人格理想是如何在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发生突变后也同时发生了转型？这种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带有随风而去的特点？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九十年代文学主力是更为年青的一代作家，主要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以余华和阿来为代表。从生存的环境上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作家在创作上早已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但自由写作的精神如何体现在他们写作中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现实生活缺少他们前辈作家的激情，有时候他们还以远离现实为自觉追求。我以为政治和具体的政治活动不是一回事，关心政治的人，也可能是一个对政治活动毫无兴趣的人，比如陈寅恪，他很关心政治，但却远离政治活动。就以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它所给予的那些作家其实都是对现实政治生活感兴趣的人，他们的作品里人性的深度和人道主义情怀的流露，都有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这恐怕是年青一代作家需要注意的。至于像卫慧、棉棉那一茬新生代作家，他们的文化视野还不宽阔，她们关心的东西，还只是在她们自己的天地里。
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
200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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