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风雨同舟六十年——我和小马60年的生活和心路历程

风雨同舟六十年——我和小马60年的生活和心路历程

一 　　我的爱人马如瑛（爱称小马，又名黎勤）走了，于2003年8月13日，永远地走了，我心中无限悲痛。从1943年相识相恋到如今，整整60年有余，在这60年中，有过甜蜜和欢愉，但更多的是坎坷和苦难。这60年，正当中国经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日军侵略、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土改、反右、大跃进、大饥饿、四清、文革十年浩劫，等等，我们历尽各种磨难，但也获得人生各种遭遇。俗语说：“遭遇就是财富。”我们这些遭遇是后来人无法再遇的，因此，我们拥有过的“财富”，也是后来人无法拥有的。不过，我们祝愿我们遭遇过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我们的后来人永远不拥有这些“财富”更好。 　　我和小马，都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的。联大实行选课制，大一时，文理法工学院的六、七百名新生奔跑于各大教室之间上大课，我们互相并不认识。当时我已注意到她这样一位好姑娘，但从不敢往爱情方面想，到了大二（1943年）以后，因为时时同在一个小教室上文学院的专业课，人数不多，相互认识的机会就增多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新校舍对面南区的一个小教室上课，我坐在她的后面，下课时，她掉下一只黑色的、用毛线自己打的小手套，我捡了起来，如获至宝，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到第二天才舍不得地还给她。她盈盈一笑说：“原来是你捡到了，谢谢！”从此，我们就算认识了。以后上课就常坐在一起，当时是没有教科书和讲义的，一般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她的手快，记得比较完全，课后我们在一起对笔记，讨论疑难问题。联大图书馆和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图书馆的参考书不多，座位也少，到大考时，特别紧张。她住在南院女生宿舍，离新校舍比较远，就托我先到图书馆借好参考书，找到座位，她来了就一起复习。 　　熟悉以后，我有时就到女生宿舍找她，男生是不准进入女生宿舍的，我还记得南院门房的女校工用清亮的昆明话喊：“马如瑛小姐，有人找！”不一会，她款款地走出来。我们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坐下聊天，东西南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学习，谈功课，也谈社会，谈政治。我发现她爱国心很强，是很有正义感、很有同情心、嫉恶如仇的人。谈到日军侵略的时候，谈到国民党丧师失地的时候，谈到贪官污吏的时候，谈到贫富悬殊的时候，特别是谈到时时在新校舍门前马路上被綑绑着的“病兵”行列的时候，她感情很激动，有时声带哽咽。我也有同感，还把我知道、看到的人间不平告诉她。我们之间思想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亲密。 　　我是广州人，1938年广州沦陷，我家逃到三水老家，不久日军打到三水，我们又逃难到香港伯父处。伯父送我到英文书院读书，我因不愿接受英国的殖民主义教育，于是背家出走到昆明。1940年考入同济高中，1942年考入联大。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弥补贷金的不足，在同济时，我曾经卖过报，擦过皮鞋，当过茶叶工厂的练习生，当过咖啡店的跑堂，但到了联大以后因在城外，想干这些活都没有了，只能靠微薄的贷金生活。联大学生的食堂，早餐是没有的，午晚两餐也没有一点荤腥，菜也很少，米饭则是杂着稗子、老鼠屎、沙粒的“八宝饭”。我没有冬衣，靠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借给的募捐得来的棉大衣过冬；鞋子经常穿得张开大口；因没钱常理发，头上常是乱发蓬松。总之，过得很艰苦。小马不嫌我穷，她知道我吃不饱，有时请我到钱局街口的小铺吃碗焖鸡米线，或吃两块烤饵块。我们都好吃梨，宝珠梨下来时，她买上几个，我们跑到翠湖旁柳树下分着吃。有一个礼拜天上午，下着毛毛细雨，她跑到我的宿舍，叫我到她在海源寺的家去玩，我简直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然装着冷静。她的父亲马紫瑜先生（当过晋宁县长，这时任新富滇银行的副经理）是一个很开明慈祥的老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次，她送我一件毛衣，我很不好意思，她一边为我套着头穿上，一边说：“穿上吧，这是我专门替你打的，穿上了等于我和你在一起，就不冷了！”这些充满着爱与温馨的行动和语言，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在漫长的60年中，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幸福、最甜蜜的日子。                                二 　　有一天晚上，她悄悄告诉我，她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有许诤、陈雪君、刘晶雯），读《新华日报》，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收获很大。她还说：她们办了一个壁报叫《南苑》（南院的谐音），有一期写文章批评当时有些女同学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只追求个人享受，甘心当“寄生草”，当“花瓶”。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从河南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数月之内，日军一直打到湖南、广西、贵州。大后方重庆、昆明都在敌军俯视之下，人心震动。形势逼使人们关心战事、关心国家，此时中共指出，国民党失败，主要是由于一党专政造成的军队和政治腐败，因此必须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进行反攻，才能取得胜利。中共这些言论，切中要害，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许多人都深信中共的关于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的道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当我们在秘密读书会读到这些闪着光辉的语言时，心中是多么兴奋。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议员访问延安。回重庆以后，黄写了一本《延安归来》，这本书我们在秘密读书会时也读到了。毛主席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黄坦率地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庄重地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和小马都是学历史的，对黄炎培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周期率”也都是了解的，因皇权、贵族、地主的压榨，逼得一代代农民起义，开始时是“造反有理”，等到江山坐稳时，就变脸了，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有些开明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知道讷谏，魏征提出“兼听则聪，偏听则暗”，李世民也能接受，因此也能采取些“轻徭薄赋”的政策。可是由于历代都是皇权专制，今天皇帝让你讲话，明天皇帝就可能不让你讲话，你讲了违背皇帝意旨的话，就是“批了逆麟”，就可能遭到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明君、贤相和清官，但是明君一变脸或是明君一死，原来的开明政策就会变样，贪官污吏，腐败丛生，土地被兼并，广大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又会起来造反，这就是黄炎培说的“周期率”，其根子就是皇权专制。毛主席说，民主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确是至理名言，使我们衷心佩服。 　　不久，从地下党的渠道，又传来新的消息：毛主席于1945年8月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和平时，路透社记者问他：“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要领和界说如何？”毛回答：这个政府“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我记得，这四大自由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可以看出，毛主席不但主张要学习十九世纪（林肯时期）美国的民主成果，还主张学习20世纪（罗斯福时期）美国民主的成果。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出自真心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是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这是崇高的目标。我和小马以及我们这一代的许多青年人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在白区斗争中，冒着生命的危险，赤手空拳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特务搏斗（如“一二·一”运动就有四人被打死，30多人受伤）；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抛弃了城市优裕的物质生活，到解放区和贫农一起吃糠咽菜！ 　　可是，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毛主席当初说的关于民主自由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７日，邓小平在讨论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稿）时曾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句话切中要害，对研究毛泽东思想有指导的意义。当然，我们自己也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历史以后，通过反思才大彻大悟逐渐认识到许多道理的。下面关于农业等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 [附]陶世龙:读李凌风雨同舟六十年 《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中对作者的介绍: 李凌(李玲]广东三水县人,1922年5月12日生,1942-1946年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5年1月参加 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同年6月在西南联大入党.曾任西南联大第二党支部书记,北京大学南系第二党支部负责人.1947年春到解放区,在平山中共中央青委工作。1949年随军到北京,在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54年在空军政治部,负责编辑人民空军政治版.1978年调社会科学院.1978-1982年主编内部刊物.1982年后任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等，并主编“《中国概况》–简明中国百科全书（英文版），和英国合作出版。

2004年2月10日五柳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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